蔡元培的北大改革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内在的紧张。第一个紧张是现代大学容纳度的限度问题。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并包”是否有其底线或者说限制性条款?应星在书中通过社会史方法,对林纾与蔡元培之争做出新的解读。而另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是陈独秀的出走。蔡元培聘用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看重的是陈独秀的思想先锋力量,但陈独秀后来的不断激进化,参与政治运动,是蔡元培无法“并包”的“自由”。
第二个紧张是“学统”与“政统”之间的张力。蔡元培一直有着一个教育独立的梦想,但是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及其后的30年代,这种独立都是十分脆弱的。蔡元培在北大期间的八次辞职,在某种意义上是他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保持大学与外在政治之间的平衡,但这是建立在他个人特殊威望的基础上的,是非制度化的手段,用陈独秀的话说“你这种方式太消极”。
第三个紧张是学术兴国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张力。蔡元培希望北大学生以研究高深的学术完成所谓的社会担当。但在整个二十年代之后,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即外界的事态对学生有一个直接的影响。湖南新式学堂突变出“反体制冲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也是学生运动不断,学术兴国与学生运动之间,始终是处在一个微妙的平衡过程中。
最后一个紧张是学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蔡元培希望由科学而达至修养,兼顾科学的探究与道德的养成,但如果从这里展开去,还有许多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是,蔡元培理解的所谓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根据他对德国理念的理解,他更强调的是实证科学,而所谓实证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和哲学之间就形成了另一组张力。第二个小问题是,人格养成与振兴国家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修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政治性。第三个小问题是,蔡元培也承认科学并不能完全实现人的塑造,那么如何塑造?他既不接受中国传统的核心教育,又坚决拒绝了西方宗教,提出通过美育完成人格的塑造,但并不能完全实现。1919年被蔡元培破格请进北大执教的梁漱溟对北大只重知识而不重人伦和实践的西式教育渐生不满,先后几度请辞而被蔡元培挽留,直到1924年最终离开北大,去山东菏泽接办省立第六中学,谋求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教育实践。
当然,不是每个状元都能做高官,事实上,历朝状元能做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的很少、大学士基本没有,虽然在中状元的时候风光无限,但仕途往往都是平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