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梁漱溟的双双离职,标志着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不能完全解决新教育场域中学术与政治之间、学术与伦理之间的张力。而蔡元培的“学术社会”理想面临内在紧张。
中等学校的进步氛围
应星研究的第三个案例是1921-1926年江西南昌中等中学及其与中共革命的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两代学生尽管表现出相似的“反体制冲动”,但在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代际变迁的特征。同盟会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新军和海外侨胞,学生只是一小部分,并非主力。但“五四”运动,中共革命,以及1924年重建的中国国民党,它们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新式学生,特别是广泛动员的中学生。
以往的一些研究,已经模糊提到中等学校以及小学与革命的亲缘性。应星对普通中学与师范中学做了更加细致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是南昌二中和第一师范,两者同样聚集了中共的早期组织者,但在这两个聚集并不完全一样,普通中学因为费用比较高,大量聚集的是富家子弟,这些富家子弟也是后来中共早期组织的核心领导,但师范学校构成了中共更加广泛的网络,前者的结构是同心圆式的,而后者是渔网式,普通中学与师范学校的不同类型促生了中共早期不同的组织结构。
而相较于大学生而言,面对风雨如磐的时局,那些从草根社会走入神圣学府的中学生尤其是中等师范生,他们是充满激情、“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中小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对苦难、不公和黑暗的世界有着深切的体会,身负教化社会、重整河山的重任;而他们的学养又不足以安顿人身、涵养人性与抚慰人心,峻急的心态常常使他们选择了通过革命去成就道德人生的道路。
通过对中等学校的研究,应星也发现,中国共产党和1924年重建的中国国民党,构成了同源关系或者说竞争关系。中国共产党虽然对二十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它在初创时仍须找到合法性授予的制度基础。民国时期的新式学校尤其是中等学校就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各地建立组织网络的一个主要依托。一些由国民党员控制的中等学校营造出结社自由和追求进步的浓烈氛围,为中共组织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
当然,不是每个状元都能做高官,事实上,历朝状元能做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的很少、大学士基本没有,虽然在中状元的时候风光无限,但仕途往往都是平淡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