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文化频道综合】回眸历史，古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最具象征性的合作桥梁，许多历史记忆深深地镌刻在漫长而广阔的时空中，一段段反映中国与亚欧非文明过去的辉煌兴盛故事、一幅幅展示古丝绸之路上技术发明传播的岁月图景，无不证明了一个历史的基本规律：一个时代的进步，不仅需要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更需要各个发展主体之间的开放和包容，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升华。
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地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打造开放、包容、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为目的，一方面，让国内沿线的人民享受公平参与的机会，另一方面让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包容发展的成果，最终使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民众。
丝绸之路的兴起与衰落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首次提出。1870年，通过对中国河南、陕西等地的考察，李希霍芬在其发表的《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有一条自洛阳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尔马罕的、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品商路，并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后这一名称逐渐在全球被采纳，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狭义上的丝绸之路仅代指陆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在张骞和班超的努力下，共开辟了两条商路，自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后，南面的一条出玉门关沿昆仑山北麓经古楼兰（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越葱岭向西至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向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北面的一条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西行途经车师（今新疆叶鲁番）、龟兹（今新疆库车干纳盆地），再往西南经安息，继续西行达大秦。
魏晋以后，统治者已不再满足于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从而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形成，以广州为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到了唐朝，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到了清朝，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固步自封，而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中国自然经济已破败不堪，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昔日引以为豪的丝绸之路不但成了闭关自守的牺牲品，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面前再也无法重振它往日的雄风。
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汉朝陆上古丝绸之路开辟之初，就有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开始往返中原和西域经商，至唐代成为主要外商，并逐渐迁居我国西北地区。之后，以穆斯林为代表的西域各国商人也进入中国西北地区经商并定居。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使得大量穆斯林商人进入我国东南沿海定居。此外，进入元朝后，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商人开始进入中国进行贸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人口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迁入东南亚国家，是如今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广布的重要历史原因。
频繁的人口流动带动了外族定居和民族间的通婚，促进了我国的民族融合，丰富了我国的民族多样性，中华民族多元化格局形成。同时，民族融合也为古丝绸之路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血缘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贸易的文化障碍，提高了贸易效率。
伴随着古丝绸之路上的人口流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国古代的思想结晶以造纸术为载体，更为广泛地传入西域乃至欧洲各国，主要包括汉字、儒家经典、律令、诗词典籍以及医学著作等。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太平洋沿岸华人聚集国家的追捧并融入统治思想。
同时，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重要途径，他们所写的信函、文件以及著作等文字材料经古丝绸之路传回欧洲，成为欧洲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例如：由马可·波罗口述整理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描述了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欧洲地理学家根据其游历路线编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基歇尔的《中国图说》更加详细地对中国进行了描述，激起发了欧洲对中国的关注；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则是西方对中国儒家思想的第一本解读著作。
西域各国的体育活动、乐器、音乐、服装、舞蹈等传入中原，并与中原文化相融合。其中，二胡、琵琶、箜篌等传入中国，成为我国音乐和戏曲的重要演奏乐器；西域文化的传入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诗词典籍中都有对西域文化的描写和赞美。此外，欧洲商人和传教士将欧洲当时领先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西洋绘画、武器制造技术等带入中国，通过结识社会名流和入朝为官两种方式，率先向中国的统治阶级传播自然科学。例如，传教士汤若望旅华数十年，历经明清两朝并于清朝获封正一品，不仅翻译欧洲科学著作、向统治阶层传播自然科学，而且主持督造火炮、修改中国历法、编撰中文科学书籍，为明清两朝的西学东渐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的不同之处
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路线代名词。不过，“一带一路”并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再现或重建，而是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
丝绸从一开始不是作为一种正常贸易品出现的。不过，从张骞出使后，西域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并且丝绸流通到波斯、罗马那里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价格堪比黄金，因而不少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源源不绝地往返于这条路上。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进行丝绸贸易呢？因为中国固有的天下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古代黄河流域的粮食足够自给，对外没有什么需求，导致中国人普遍缺少了解外界的兴趣。用现代说法来说，古代中国人缺乏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甚至统治者还限制臣民到外面去。所以，没有“外贸”的概念，只接受别国的朝贡，并且薄来厚往，重加赏赐，以显示天朝的气派。现在挖出来的那些沉船，里面那么多货物是中国运出去的，但船主都为外国人。
而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也很少被主动提起。因为古代中国人到了海边，不是看到希望看到未来，而是穷途末路，所谓“山陬海澨”“天涯海角”。而阿拉伯商人因为陆路成本太高，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后陆路断了，只好改走海路。唐朝以后，中国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都是东南沿海生产的，海上运输更方便，运输成本也降低了。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严格来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开辟的。在唐朝后期，广州已经形成了番坊，即国际社区，居住着好几万名阿拉伯人、波斯人；番长即类似于现在的社区管委会主任，也由外国人担任。
此外，中国历来对边疆地区控制严密，不许老百姓出去，唐朝的玄奘取经就是偷偷出去的。海上也动不动实行海禁，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片板不得下海”；为防范在台湾的郑成功利用大陆的人力物力，康熙下令“迁海”，从辽东到广东所有沿海居民统统内迁20里到50里，形成一片无人区。
所以，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地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利益，在这条路上经商的主要是今天的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今天我们要建设“一带一路”，肯定不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了，要坚持互通互补互利、实现共赢。“一带一路”能不能建成，关键是能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最终能形成命运共同体，那么它才是真正巩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