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5年3月4日,印度北方邦,寡妇村持续庆祝胡里节。胡里节期间,种姓制度变得不那么严格,每个人都参与到节日当中。 视觉中国 资料 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的紧张关系:
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的紧张关系:
作为“西方势力”的女权主义
印度妇女面临的压迫,往往被视为一整套封建的“社会文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文化”并不是“自古以来”的产物,甚至是在现代印度民族独立的历史中,或多或少诡异地得到了加强。
百年以前的印度,完全是英国殖民地。印度民族主义从开始便无法和英印统治正面抗衡,转而追溯伟大的“文明传统”,希望在文化上抵制“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对于和欧洲传教士、殖民地政府保持着关联的妇女运动,印度知识分子们戒心满满。1891年,英印政府试图将女子合法性行为年龄从10岁提升到12岁时,民族主义领袖提拉克(Tilak)就表示了反对。在很多人看来,诸如寡妇殉夫(sati)、童婚等等习俗,无论多么不符合现代标准,都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面临欧洲文化入侵的前沿战场。
由是,印度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性质,尽管改良社会一直是运动主旨之一,但国大党人对社会的想象,尤其是西化的改革议程,长期以来都有所保留。这种在“民族传统”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徘徊,同样发生在妇女运动领袖身上,如带头参与不合作运动,最早被警察抓捕的妇女领袖奈杜(Sarojini Naidu)等人,都否认自己是欧洲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拒绝以“男女都一样”想象印度妇女的觉醒身份。
《第一炉香》里葛薇龙爱上的浪子乔琪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梁太太在碰了壁后这样揭他的底:“姓乔的你这小杂种,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