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属于“气”这个层次上的差异。北宋思想家程颐所谓“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道/太极作为形而上的本体,是具有普遍性并且无所谓差异的。男女的差异来自于形而下之“气”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绝不是以男性为阳气而以女性为阴气。气有阴阳,阴阳是根据气的两种基本运动方式来定义的,也就是动和静,动者为阳,静者为阴。动静事实上意味着扩张和收敛,二者是相互界定的,周敦颐称之为“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孤阴或者孤阳都不存在,因为阴阳相互作为彼此成立为自身的条件,朱熹称之为“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男女皆有阴阳,在阴阳之中又各自再分阴阳,二者始终处在一个永不停息的相互转化过程之中。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不过是用“男”这个意象指称“乾”,用“女”这个意象指称“坤”,乾指的是阳气健动,坤指的是阴气随顺,这两种倾向相互交织才能化生万物。
气质的差异更显著地表现为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差异。所谓“气者,体之充也”,身体是个体的有限性的定在和边界,也是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构造物。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在社会身份意义上的差异是权力关系所建构的结果,并不具备先验的应然性。我们所说的“女”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生理构造上的雌性,一种是社会身份与符号意义上的“女性”,而后者是我们使用“女性”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意指的东西。《周易》用“女”这个意象指代“阴”,事实上指的是在气的交织运动中受动、收敛的方面。社会身份与符号语境中的“女性”,则常常是指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的被支配者。因此一个男人在其上司或在资本面前,也可以成为一个“女性”,东方文明在十八世纪开始遭遇西方文明时亦常自比为睡美人。“女性”作为一个意象,与生理性别为女的事实并非完全同一,在古代经典的话语中更是如此。《孟子·滕文公下》中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答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结合语境来看,事实上孟子指公孙衍、张仪为“妾妇”,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顺从于国君一人的私意。可见生理性别为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即是大丈夫,他们也可以在君主面前成为妾妇。而真正的大丈夫是以天下为己任、廓然大公、自作主宰而无所偏倚,各中差别完全来自于主体的道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