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地标打卡的热潮，带来了城市景观空间的快速消耗和频繁兴废。我们发现，部分年轻人对“网红”的热情正在褪去，他们对观察城市的方法与角度有了更深入的探索。

“网红”逐渐被“个性”取代，“打卡”正在被“考古”替换，人们似乎更加渴望进入与城市的深度互动中去，让自己真正融入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

店招里的“昨日重现”

字迹也可以成为一份城市漫游指南吗？在上海，答案是肯定的。

2月4日，立春，一场以“字”为线索的城市漫游从提篮桥开始了。

“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是如何建立的？”各种各样的路标、招牌、告示也许会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你们看，在下海庙门前道路的左侧，有个比较长的英文店招，为什么要费功夫写一个如此精美的英文店招呢？”从提篮桥地铁站出发，沿海门路走过大约两百米，有一座下海庙，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人声鼎沸的寺庙附近还有一块字体优美的英文店招。

原来，与历史河道上海浦相对应，下海庙所在的区域以前叫下海浦。这是吴淞江的支流，在一百多年前被填没。曾经这一带也是犹太人聚居区，因此来往的外国人很多，出现英文店招也就不稀奇了。

在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里，除了地标性建筑和景观，其实还有不少这样的“细节”就藏在其中。

城厢里弄的深处、日常穿行的街角、建筑的缝隙，精美的店招、优美的手绘文字总是偶尔出现，犹如考古现场令人惊喜。寻字的人则把这些字迹叫作“隐字”。

这次寻字之旅的领队有两位，一位是独立城市文化研究者格里董，一位是字体设计师厉致谦，他们相互配合，从各自的角度讲述这座城市“隐字”背后的故事。

在舟山路54弄，里弄的门头上写着“CHUSAN/LIEGH”，其中，“CHUSAN”是英国人根据舟山方言发音而使用的拼读方法，而“LIEGH”则是希伯来文“为我”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家”，意译过来就是“舟山路上的家”。格里董告诉大家：“这些痕迹也诉说着这段街区的历史，在二战时期，这里的确成为庇护犹太难民的家。”

在这趟“字迹”探索中，参与者们总能发现一些具有时代烙印的招牌如“永好理发店”“幸福食品商店”“群艺照相馆”，它们同带着行政区划名称和编号的粮油果品烟杂百货店一样，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印迹。

而含有“错别字”的招牌也经常会被“偶遇”，比如“禁止仃车”“付食店”“歺厅”等。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一简字不同，这些“二简字”在1986年就被宣布废除了。这些“错字”成了新中国发展历程中语言文字改革的见证。

以上这些案例，都已经被收录到了《隐字上海》这本书里。格里董、施佳宇和沈健文是《隐字上海》的三位摄影师，共同记录了从2012年至2020年的上海“隐字”的文字影像，后经米拉编辑收入。

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店招或者文字都已经改换了面貌，但还是能从数字街景的记录中找到它们。

编辑米拉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示，“影像对应的道路和街道，有些可能已经消失，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照片进行数字考古，街景就像是个时光机。”

近些年，随手拍字的方式似乎越来越流行。在豆瓣话题“你见过的‘隐字’”中，全国各地的网友们贡献了近两千篇“隐字”，收获了近1700万次的浏览。而更多的网友表现出了对这一观察视角的兴趣，“希望更多的城市能有这样的记录。”

于是，文字主题的旅行、上海城市字体观察摄影展、“上海字迹”豆瓣小组……随着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汇聚，格里董和厉致谦也更加坚定了将字迹作为城市观察独特视角的信心。

电影中的“前世今生”

《爱情神话》火了之后，探讨蝴蝶酥的好吃程度，计算老白的个人资产，盘点国际影星与上海的关系……都成了热门话题。

徐曾祯却想着，“上海”的城市形象或许能借此机会变得更丰富一些。他在一场关于“沪语影视中的上海”的沙龙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被格洛瑞亚同款种草的你，知道‘斩裙’是什么意思吗？”

“大家可以看看这部80年代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徐曾祯随即在投影上播放了电影中的片段。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大丰棉纺厂里，进城打工的阿香因为“爱美”，托个体户小铃木买来了漂亮的红绸裙，却发现纺织厂劳模陶星儿比自己穿得更漂亮，于是便拉着她去公园中“斩裙”，最后大胜而归。

而所谓“斩裙”就是穿上漂亮的裙子PK，比一比谁的裙子更好看。“80年代，国人审美意识的转向在这部影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徐曾祯的带领下，观众们通过《犯罪分子》《孽债》《三毛学生意》等不同年代的沪语剧或者与上海相关的影片对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史进行观察和挖掘。

用一位“95后”上海观众的话来说就是“以前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似乎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史料价值，能从生动的生活场景中看见时代变化，让人觉得很有趣”。

“影视中的上海不只有‘巨富长’和小资情调，还有《孽债》中五个家庭不同的生活境遇，有《喜盈门》这样的农村题材，有《股疯》这类金融题材，也有《梦酒家之夜》这种比较先锋性的情感题材。”徐曾祯很在意上海的“多面性”。

除了画面，电影中的声音也彰显着城市的文化特征。沪语中既有“有的落江水浑了”这样的比喻，也有“唧唧咕，唧唧咕”这样的拟声词。“在当年的公用厨房，由于水压不稳定，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而在《留守女士》中，《忘情桑巴舞》《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无所有》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圆明园路的背景音乐，与片名“留守”二字一起，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出国潮”对上海的影响。

“其实，电影可以承载的内容是特别丰富的。”徐曾祯以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喜剧电影《小丑历险记》为例，展示了他是如何“考古”出宝山港的前世今生。

“作为一个经营货物装卸的港区，为何会被剧组选中拍摄客运码头的戏？”带着这个疑问，徐曾祯找到了两张表明宝山港区当年曾经兼营客运业务的图，并由此梳理出了宝山港从应运而生到承接新的历史使命的过程。

“上海是一座有根脉的电影之城。”王腾飞是上海电影博物馆的策展总监，每次策展都离不开对上海电影历史与文化的挖掘，“上海的电影工业起步早，与电影相关的影像档案的保存体系规范，资料的保存比较完整，不少也已经进行了数字化，几乎每个阶段的历史素材都能找到，这使得层次丰富的文化土壤清晰可见，完整可考。”

然而，如何挖掘和“活化”这些与上海相关的影视文化资源，也一直是上海电影博物馆思考的问题。

“曾经，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承载了无数国人的情感回忆，今天，能否将这个视觉意象凝聚成一个文化符号呢？”带着这样的思考，今年初，上海电影博物馆推出了一张影业公司地图和一组徽章，尝试将文创产品作为影像城市考古的“入口”。

在欧洲，“影像城市考古学”已经成为城市研究的新方向之一。剑桥大学建筑系终身教授Francois Penz认为，电影描绘了一座城市数十年间的演变，这就是电影城市考古学中的“层次”，“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帮助市民们唤起和重建共同记忆。”研究者孙依巧也说道：“影像中的城市文化资源储备量大、转化率高，是打造城市文化产品的重要基础。”

公交也能“穿针引线”

2020年4月，一场公交车上的城市直播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讲解人陈寒松和张渊源从玉佛禅寺出发，开启了一次以电车公交线路为线索的城市冒险，“从老普陀出发，随着19路车的移形换影，传统石库门生活区、于右任旧居、康定花园……纷纷进入视野之中。”

“这边途经的很多小路，曾是公共租界西区，其名称多是用南洋地名演化而来。”对公交线路和沿途地名信手拈来的，是被朋友们戏称为“所长”的张渊源，在他的公众号上，对上海公交的图文梳理与研究已有近70篇。

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公交222路高峰线最后一天运营发布的一篇题为《上海公交“2”字头高峰线大回顾》的文章，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高峰线”这个许多人并不熟悉的名词。

原来，1975年，上海曾开辟过一条只在上下班高峰时段运行的正式线路——201路。

自此，“高峰线”不断增辟，到1990年，上海的早晚高峰线就达到了29条。而这些线路绝大部分都被冠以“2”字头的三位数番号，从201路一直延续到257路，仅个别为“4”字头。文章图文并茂，通过交叉史实与比对整理集合了上海所有的“高峰线”，并从中“窥斑见豹”，找到了上海工商业高速发展之下的交通变迁之路。

除此之外，《“工业秀带”印衬下的上海“活化石”级老公交线——28路电车》《上海越江公交大桥线大回顾》《曾经通往百年虹桥机场的公交线有哪些》等无一不是从交通线路的角度展示了上海的城市发展与变迁。

“简直是论文级别的公交考古了，配图就是一套上海公交大全了。”这是公众号后台的一句留言。

当然，关于车辆的信息与资料搜集不是依靠张渊源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这背后是上海的公交爱好者们形成的一个紧密而稳固的互联。

“我们有一个40人左右的公交爱好者的交流群，‘80后’居多，有‘90后’，也有一些更年长的行业前辈和专家，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也是我一直写下去的最大动力。”张渊源告诉记者。

在测绘局工作的张渊源还有一个外号叫“地图狂人”，从小学至今张渊源共收集地图近600册。此外，他还有上海所有区县的地方志，各类旅游书近5000册。

正是通过地图，所有的公交线路、站点、城市景观串联交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在生活中，“活地图”张渊源开始满足朋友们对于“个性化”出行的需求。“有些人追求速度，也有人追求风景。”

“公共交通的历史往往也就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史的缩影。”陈寒松在直播里谈道，“与地铁不同，公交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城市风貌。”这与公交旅行爱好者赐欣的感受不谋而合，“公交车其实是城市最佳的观景台，足够有烟火气。”

事实上，就在去年，公交旅行还引发过一场全民热议。2021年5月，在上海某高校念书的唐同学坐着公交车从上海去北京的旅程“火了”。“大二男生从上海坐公交去北京”的话题收获了全网超4.2亿的浏览量。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上海共有1585条公交线路。如果加上既有线路的区间车、大站车就更多了。“面对如此丰富且体量巨大的线路资源，如何可持续地挖掘和开发有趣的线路？如何将线路资源与城市文化、商业元素更好地结合？”这也是张渊源持续思考的问题，“毕竟，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有限了。”

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达人正不断涌现。“小克勒”李晓亲将城市空间与朗读、音乐相结合开发出“建筑可聆听”的沉浸式播客；学美术的Janny将建筑与绘画结合推出“走绘”系列；写作者蕴佳将城市文学（如《繁花》）与城市行走结合形成“读行会”……这些达人们都尝试着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解读城市。

从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到“字体漫游”“影像考古”“公交图考”……人们对城市文化旅游的探索正在向一个更新更深更高的阶段进发。在这里，一场探索的发起者就是普通市民或爱好者，他们从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出发，不仅将分享城市作为生活里的一抹乐趣与诗意，也将更多的选择与思考带给了大众。

专家观点

让城市达人成为文化IP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些“城市达人”？他们的观察视角有何特点？

吴文智（华东师范大学旅游与会展系副教授）：一座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核心是人。其实，这些“城市达人”正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对于一座旅游目的地城市而言，不仅要有文化名人、历史典故等文化符号，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地标，更要有当地人特有的街区文化和生活场景，而这也是人们对城市最直观的体验之一。

这些城市达人们所展现的，便是城市所特有的面貌。他们能以更多元、更有趣的方式带领更多人深入认识城市的文化肌理，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发现城市的独特视角。对于当地人来说，它是挖掘城市隐藏一面的惊喜之旅；对于旅游者来说，它也是感受另一个城市日常生活和文化历史的有效方式。

记者：但他们的视角似乎依然比较“小众”？

吴文智：这些“达人”们解读城市的角度与其说是“小众”的，不如说是“个性化”的，这种个性正是吸引力的来源。个性化与大众化之间本来就存在张力，与其去弥合这种张力，倒不如去发展这种“个性”，当这样的“个性”无限丰富之后，其实每个人在其中也都有了自己的选择，那么无数的小众就汇集成了大众。

而随着这种参与人数较少、体验更为独特的个性化城市探索方式被挖掘出来，更多人的尝试和探索或许也将涌现出来。

记者：与传统的城市一日游相比，为何这类活动更受年轻人的欢迎？

吴文智：与传统旅游项目不同，这类城市文化活动的特征在于价值共创，不依赖于单一的文化产品或者领队个人，很多感受是在体验和互动中产生的。当参与者感受到自己与城市文化和历史实在的关联，就能激发他们深入了解的好奇，也能将体验与文化价值更好融合，产生独特的感悟。

对于同样的建筑地标或者同一片街区，可以观察、解读、体验的视角有无数种。但一般的旅游产品在市场运营和监管的作用下，常常简单地进行一些固定化、标准化的处理，因此，对于这类城市观察我们可能要注意，不要把一些内容上或者形式上的东西固化，有时候规定动作做得太多，反而把一些拓展空间和可能性给局限死了。

另外，虽然这类城市观察并不强调地标景点本身，而是强调对城市记忆的阅读与对城市文化的体验，这些城市古建筑、老房子、老街区、老厂房、老码头、老巷弄、名人遗址以及一些城市地标、纪念地却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这些物件的基础上，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印象才能成为核心吸引物。因此，对于城市记忆点的保护与规划，还是需要加强。

记者：可以把城市达人看作一种文化IP吗？

吴文智：城市达人其实就是文化IP。当他的个人特色发挥到一定程度之后，实际上就是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逐渐地，围绕在这个达人身边也会形成一个圈子，就像直播一样，他们对于文旅消费的带动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流量经济。

目前，上海已经涌现出一批有风格有特色的城市达人，但还需要通过提供交流平台或者奖惩机制，鼓励大家去创造内容，创新方法，不断拓展新的边界，推动这一事业的良性发展。

一方面，可以鼓励各类组织参与设计、组织和开展多种多样的城市文化活动。对于一些已经有成果的方式方法，可以集纳出版，形成与城市记忆与文化相关的宣传手册、导游图等，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线上分发。

另一方面，建立开放式的在线公众服务平台，鼓励各类旅游平台、俱乐部、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导游参与设计、组织和开展不同主题、不同时长、不同方式的城市文化体验活动，引入体验大赛，每年度评选最佳体验奖、最佳组织单位或最佳导游等，打造一系列精品活动，让它成为一个城市文化品牌，一种流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