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
从选士史的角度而言，进士馆之设，乃废科兴学之际人才选拔和培养体制的改革和过渡举措，乃以学堂速成教育训练科举已成之才的具体尝试。进士馆的设立，标志着天子门生教育的重要转型——从研习经史辞章的翰林院庶常馆系统，过渡到接受法政经济教育的大学堂进士馆系统。从法制史角度而言，以“开官智”为目标的进士速成教育，也拉开了近代中国系统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后科举立停，进士馆亦因之停办。进士群体负笈东渡，又成中国选官史及留学史上空前盛举——中央政府竟将已获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员群体的继续教育委诸日本，冀望邻邦成为改革强国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义上进士馆的存续时间虽短，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考试史、留学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从科举改制，到设立进士馆，再到派遣游学，以及癸卯、甲辰进士晚清的授职升转，种种制度变革与运作之中，均可得见官僚群体与官僚体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互博。进士群体的出身为旧制所授，其自身亦属于庞大的官僚体制，故而维系旧有体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场。然而，每当制度设计与个体利益抵触之时，官僚个体便会启动抵制推诿之法，以个体理性谋求自己处境最优及利益最大。无论是科举考试由经史八股改为政艺策论，还是令新科进士入进士馆修业，抑或集体遣派留学，都是朝廷对末代天子门生进行教育提升的实际举措。但晚清中央政府与官员群体之间，对“开官智”问题仍然不无分歧。清廷所关注者，主要在于政治的稳定、新政的展开、国祚的延续，因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多方创造条件以开其官员群体之智。但官员群体摇曳于“学”与“仕”之间，多数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识水平及行政能力对整体政局的影响，其个体理性所关心的主要还是仕途前景问题，此亦人情之常。
当然，由于晚清局势复杂多变，加之决策所依赖信息的不全以及个体认识和判断的局限，这种“理性选择”未必能导向最优方案和效果。纵观进士馆创办全程，作为最高政治权威所在的清廷、承担制度规划的中枢官员、负责实际执行的馆中教员职员，以及作为改制对象和受教者的进士群体各方之间，虽然有相互依赖的共通利益，但是实际也各怀其志，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开办进士馆的预期成效被削弱。对于末代进士群体而言，需要直面的问题也很现实和迫切：学问与仕途如何兼顾，新旧知识结构怎么衔接，朝廷/ 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能否调和。晚清中国在这些分歧中展开改革，使得许多看似设计较好的制度措诸实践时，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举改制中，最终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套路；进士馆官立、官办、官读“三位一体”的现实，使其未能避免所谓“科举时代的劣根性”及“老爷式学生”的弊病；而留学教育的展开，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齐，程度参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