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在上下层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文化认同和依存关系

2016年11月，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曾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一波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对于节气文化的认识，我觉得应该关注国家传统和民俗生活两个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进一步说，在钟敬文先生传统文化三层次说中，上层和下层社会中节气的意义和功能完全不同，在上层社会，节气周期性地检验着礼乐文化传统，昭示着统治的合法性；在下层民俗生活中，节气建构着地方文化小传统，表达着“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民俗文化特点。又因为礼乐文化具有“以上率下”的特点，不少国家礼仪久后都变成了地方性民俗文化事象。特别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气还具有很强的纽带性，它在上下层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文化认同和依存关系。

礼和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基石，节气指证着礼乐文化传统

关于节气的起源，学者们讨论颇多。其中《尚书·舜典》中“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记载，可能是涉及节气产生的最早文献依据，这也是礼乐文化的总纲，这个总纲形成了一条“礼—节气—乐”文化流，整个文化链条内部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自周代以降，“礼乐治国”模式成为历朝历代的根本遵循，由此，礼和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基石。节气指证着礼乐文化传统。礼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礼通过“损益之法”不断重构变迁，从司马迁的“礼三本”，到《汉书》的“四礼”，再到《晋书》以降的“五礼”，其基本依据都为周礼文献。没有文献，礼便无法建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丢了礼的文献，连夏商的后人们都无法遵从他们祖先的礼文化。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而我们的礼乐文化原点在周代，礼和乐是两条文脉，那些遵循着礼乐传统的政权都被视为正统，纳入正史之中。

乐文化精微深妙。《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可见乐律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根本性的建构作用。古人以黍造律，并将度量衡与黄钟律管相关联，创造出“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的“多为之法”，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四足定律”。乐律内含着国家治理的“密钥”，传统社会均以度量衡为公平三要素，并依据“多为之法”建立社会公平机制，从而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国家治理境界。与此同时，“多为之法”还建立了一套乐文化的自我修复机制，“损益之法”和“多为之法”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然而，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意大利人德里格合编《协均度曲》，以其“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至此，西洋乐律替换传统，对正统乐律造成了根本性破坏。笔者认为，改造文化根基将导致严重的社会恶果，抽换文化基因，破坏礼乐传统，撕裂上下层文化的依存关系，即使社会平稳也会造成“四万万同胞一盘散沙”的局面，为外敌入侵创造条件，甚至险些造成亡国灭种，这一页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为“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的历史论断做了一个沉痛的注脚。

《二十四节气与礼乐文化》内容分为八章，从节气的源起与传播、节气的基本内涵、节气与传统秩序、节气与日常生活、节气与人生礼俗、节气与农耕生产、节气指证及启示等方面探讨了二十四节气文化，每章的结构根据内容设置，内容又取决于材料，由于节气资料较为分散，故而各章结构不完全统一。书中观点，仅为笔者一家之言。

(作者为青海省图书馆研究馆员、青海省民俗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