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饮食文化转变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会食制。由商周至唐以前人们宴饮时通常采用的分餐制,在唐代转变为了会食制,后来经过逐步发展,于宋代定型为“共器共餐”的合餐制。“会食”即人们实行的是围坐在一起分餐而食。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唐代民族大融合的环境、社会观念趋向开放,加上高桌大椅的使用使人们围坐在一起成为可能,人们开始相应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一幅《宫乐图》就是这个时期会食制的一个例子。画面描绘的是中晚唐时期权贵仕女们宴饮的景象。在画面中可以看到,仕女们围坐在壶门大案四周,大案中央是一茶釜,一名女子手执长柄茶杓,正在将茶汤舀进茶盏里,画面上部另有几名女子鼓瑟吹笙。奏乐、赏乐,品茗、行酒令,一片奢靡华贵的景象。
桌上摆着的耳杯,又称羽觞。《楚辞》曰:“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出现于战国,是一种饮食器,可用于盛酒或盛羹。根据学者的研究,其名之由来,一说是因其形状似爵(雀),两耳像雀之双翼;一说是杯上可插羽毛,有催人速饮之意。《宫乐图》画面中唐人所用的羽觞主要仿自汉代的漆器,如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君幸酒”云纹漆耳杯,木胎,外壁髹黑底红漆,内壁髹有红底,勾绘有细致的黑漆云纹装饰,底部上书“君幸酒”三个字,即“请君饮酒”“满饮此杯”之意。这耳杯虽纹饰勾画精细但不给人纤弱之感,器型大气稳重,红黑两色也增加了肃穆之感。
一套砖刻拓片见证宋代的女性厨娘尤成风尚
宋代的饮食文化显得细腻精致,平民化色彩突出。得益于商业的发展,宋代饮食业空前繁荣,各地均开有酒楼、茶坊、食肆、夜市摊贩。并且由于商品化程度高,食物加工较前代更为精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中记录了千百余种宋人的食品,每家商户还多有几道招牌菜式,例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此外,宋代城市的公众饮食制度已有条不紊地建设起来,顺应时节,在特定的日子吃特定的食物已约定俗成:“元日的元阳茧,上元的油画明珠,人日的六上菜,二月十五的涅檠兜,上巳的手里行厨,寒食的冬凌,四月八日的指天俊馅,重五的如意圆,伏日的绿荷包子,二社的辣鸡鸾,七夕的罗糇罗饭,中秋的玩月羹,中元的盂兰饼馅,重九的米锦,冬至的宜盘,腊月的萱草面,腊八的法玉科斗……”可以想见宋代平民享用的食物丰富精美,民俗生活多姿多彩。
一尊名为“后羿射日”的雕像近来引起争议。网友发现,雕像中人物卷头发、宽眼距、大鼻头,更像欧洲人,手持的也是英格兰长弓,且呈裸体,与其说是“后羿射日”,不如说是“大卫射日”。有网友调侃说,后羿学会赶时髦,知道烫发了,是留学时学的?
1948年,在解放战争正朝有利于人民的一方发展时,国民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币制改革”,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货币——“金圆券”。
一百年来,中国动画在探索中沉浮起落,砥砺前行:既有模仿和照搬的蹒跚学步,也有大师辈出的黄金年代,既步入过原创乏力、代工生产的低谷,也有厚积薄发,涅槃复苏的新生。而中国动画始终不变的,是深深植根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赤诚之心。
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中,春夏和秋冬两两相继,春和秋的节点变化相对明显。春夏季,阳气由初生至盛;至秋冬,阴气渐强。春发秋收,一扬一敛。物候继替,很多习俗也相互对应。
胡同内,杂草间,正阳桥疏渠记碑伫立其中。正阳桥疏渠记碑是北京中轴线上一处重要的文物,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碑文记载了天桥南疏渠之事。石碑虽不起眼,却是北京中轴线历史变迁的实物见证。
漕港河的水,给了上海朱家角大家闺秀的灵气和智慧,与乌镇、周庄、同里相比,朱家角用“海派古镇”形容再恰当不过。作为勾连八方的航运码头,朱家角自古繁华富庶,迎送八方来客,成就了海纳百川的情怀。海派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开放吸收、博采众长的博大胸怀。如今,在岁月湍流不息的河岸,朱家角静静伫立着,给整座上海城保留了可以回头的理由。
说起中国古代的旅行家,你会想到谁?是奉命“凿空”西域的张骞?是一心求法的玄奘?还是那个平民行者,徐霞客?如下文所说,徐霞客与玄奘、张骞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从没有奉谁的命令而出发,没人护送、自筹旅资,以一名‘老布衣’平头百姓的身份,靠着一根拐杖、一双旧鞋,完成了行走的壮举。”
七夕也称作“女儿节”,自有一种婉约、浪漫的气质。除了源自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七夕不只“有情”,还有乞巧、晒书,女拜织女、男拜魁星等充满期待的祈愿仪式。作为2006年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传统节日,千百年来“七夕”既承载了传统文化对天地星辰的哲学崇拜、又饱含了人们对生活情感的不懈追求。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中国节日寄托先人期盼与愿景,极富文化和浪漫主义色彩,衍生了一系列诗词歌赋、千古佳句,而其中尤以七夕节为甚,让我们来看看古人笔下的国风之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