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了116年之后，有着“天下第一书院”美誉的白鹿洞书院于2017年7月7日举行了庄严的圣道传习导师聘任仪式，由此，中国传统书院的复兴与传承成为公众关注话题。
千年白鹿洞，一位大先生
于娜扬子吴在金
千年之后的传习“接力”
2017年7月7日，有“天下书院之首”美誉的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举行庄严的圣道传习导师聘任仪式。庐山白鹿洞书院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余雳先生将鲜红的聘任证书呈给北京开明书院山长刘长焕(粲然)先生，延请其出任白鹿洞书院常住、圣道传习导师，主持白鹿洞书院圣道传习，并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据悉，这是自1901年以来的116年间，白鹿洞书院迎来的首任常住、圣道传习导师。
仪式之后，举行了首场公益讲座《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讲者为新任白鹿洞书院常住、圣道传习导师刘长焕先生。据悉，这是千年书院——白鹿洞书院中断116年以来，再次迎来杏坛儒学传习。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党政干部及社会各界人士100多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长焕先生表示，白鹿洞书院是千年圣道传习的圣域贤关，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巍巍上庠，赫赫学府，往圣之绝学，华夏之道脉在此绵延不绝。从唐代德宗贞元时期著名儒士李渤与兄李涉隐居此地读书开始，南唐“庐山国学”之建立，到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州知州周述将书院办学情况禀报朝廷，进而得到宋太宗赵光义赐书《九经》起，白鹿洞书院便逐渐兴盛，最终誉满天下。可以说，唐代以后的中国儒家文化的脉络，在白鹿洞书院皆集中地有所体现。儒门心法在宋代转变为程朱理学，再变而又别开为陆氏心学，至明代经王阳明“龙场悟道”而成“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儒门心法高峰。明清时期儒门的实证工夫自刘宗周、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以后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直到近代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等前辈以学贯中西的广大视野与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为观照，才逐步使得儒学有新成果，并开始复兴。
时隔百年，接力千年圣道传习，此举无疑具有反本开新的标志性意义。刘长焕先生认为：今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转化、运用，高度重视儒学复兴的伟大事业，并且以前所未有宏大格局和政治决策来助推文化大国的建设，来提振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是特别令人倍受鼓舞的大事。值此国家文化复兴战略实施之际，白鹿洞书院作在中断了116之后，重新开启书院向社会传道授业解惑的平台，继续开展广泛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圣道传习，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将逐步有所显现。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中国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对于“道”的地位与分量的最好诠释与价值评估。然而历史上无数学人对此充满了怀疑，是夫子错了？还是夫子夸大了“闻道”的意义？回答是否定的，孔夫子没有错。早在《尚书-大禹谟》中就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高明体证，其早已成为儒门心法的核心基础而影响至今，事实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科技时代，我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本质追问始终恒在。这个同时被古今中外哲学家奉为原命题的“本体之道”究竟在说什么？老子所说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存在、宋明理学家竭力靠近的“天理”、王阳明左迁贵州，“龙场悟道”究竟悟所体察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深刻意涵指什么？其龙场所悟的“道”与老子、孔子所说的“道”及宋明理学的“天理”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同一？
当这一个又一个直关生命本源价值的追问出现在刘长焕的脑海之中时，这位生于1971年，集辞赋作家、诗人、诗词理论家和儒士于一身的学人常常因此无法成眠。无论是在贵州师范学院从事古典文学教授与科研的学术过程中，还是其挂职遵义道真副县长的职场生涯上，刘长焕一路行走，一路追问，这是必须明了的人生课题，是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圣贤之道的前置问题，必须要通过学究天人，学达性天的觉悟和实证来予以融通和破解。
带着这一系列的叩问，刘长焕先生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在结束了副县长两年的挂职生涯之后，毅然决然地向他所供职的大学递交了辞呈，有着大好前程的刘长焕，悄然地离开了讲台，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这一去即近4年。他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本源，深入经典并从根脉处厘清这些问题的源流与旨趣，如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一样穷究其理，不断反求诸己，不断实证和参悟，他最终茅塞顿开，获取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大彻大悟。他穿行在孔孟、老庄之间，在先圣的语境下，一路感悟着宇宙人生妙理，体悟“作为人，何为正确”的人生路径，他用寂寞和守静阐释着一个青年学者严谨的治学之道和勇于担当的圣人情怀。
刘长焕先生在觉悟儒门圣道之后，用浅显的语言揭示说：人生的意义不离“净心、开智、利他”诸事，他一如往圣深刻地明白人的生命在无始无终的历史时空中只是短暂的存在，相比于茫茫无际的宇宙，身体不过形同尘埃，然而人的生命中唯有立志发心将一己之力奉献到推动社会共同进步大事业中去，奉献到对人类对文明的探索和复兴中去，奉献到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中去，人生便会具有不可限量的生命存在价值和历史的宏大意义。而这一要义正是中华优秀文化数千年来始终强调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人始终奉为人生自觉绝妙且高明智慧的生命境界，它也是全人类共同遵循的价值原则。只有无私利他才能最终实现个体价值的无限放大，才能使自我与社会的价值达成统一，也只有真实诚明的德性和止于至善的“无我利他”精神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和无边的宇宙里发挥出应有的道德光芒和智慧能量。
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谈传统文化，谈儒学，谈精神文明和文化自信，除了需要有博大胸襟与无私情怀之外，更加需要有大无畏的勇于担当的精神和高明广博的智慧，更需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信念。在参悟儒门心法系统长达八年躬耕与实践中，刘长焕先生对于人生旨趣有着明晰而深邃的理解。他认为，“事总得要有人来承担”，而且“光有担当之心还不够，我们要能投身于做实事之中去——将‘利他’之理传递给更多人并使其明白和自觉受益，才能使儒学不只是作为学术知识存在于文献典籍，而是能重新发挥其在完善个体人格修养、提升道德水平，的实际生活之中发挥作用，进一步内化为道德价值的自觉与恪守，最后才在潜移默化中，在公众“日用而不知”的自然风俗、自觉行为和生产生活中凝聚起人们积极投身国家建设、民族振兴的巨大力量。”
为往圣继绝学！
北宋理学家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圣贤安身立命的标准，然而要做到这四点最根本的德性便是无私。在这个意义上讲刘长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位大先生，这个“大”，在于先生的无私、担当和高明智慧，在于他有教无类的圣人情怀和博施济众的宏大心量。先生在对宇宙人生进行深刻而长期的契理参悟之后，自觉承担起文化发展和圣道传习的使命。
在沉寂了八年之后，他在友人协助下，在民进中央书画院的大院里创办了北京开明书院，以杏坛模式向社会有志于“儒门圣道”的学人开启了公益传习之路。也正因此，作为九三学社知名青年学者的刘长焕先生，才受到千年书院白鹿洞的关注，在白鹿洞书院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余雳先生“数顾茅庐”之后，长焕先生答应出任白鹿洞书院常住、圣道传习导师。对于此，学界给予了极高的褒扬与深情关注。
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告诉记者，书院是儒学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书院的恢复意味着儒学民间性的恢复。2017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成为书院复兴的契机。
书院是唐宋以来形成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承担着文化传播、文化创新的功能。同时，由于创办或主持书院者往往是名师大儒，如主持白鹿洞书院的朱熹，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书院也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北宋时期，“四大书院”风靡一时。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睢阳书院被公认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四大书院。时称“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直接培养的进士达102人，受影响者不计其数。刘长焕先生表示，出任白鹿洞书院常住和圣道传习导师，这既是他的荣幸也是他的使命。他说：“书院将在国家文化复兴战略实施之际，致力于在‘传道’、‘弘道’上下足功夫，努力克服困难，使之成为向社会传道授业解惑的平台。”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我们如何复兴和用好民间书院以进行文化传播、研习、交流，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提振文化自信，其意义很大。有效地赓承这一文脉，将是当下全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有益补充。唐文明教授向记者解释说：“大多数书院目前还停留在两个阶段：一是收问题儿童，二是收以企业家为主的成年人。这和书院本应承担的教化社会各阶层的功能有些偏颇。”
刘长焕先生向记者表示：“在当今传统文化的继承复兴中，书院复兴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必然是对公立学府的一个有效的补充。”他认为，古代书院教育打破了各阶层地位的等级差异，广泛平等地以将人培养为善良的人、贤达的人乃至于圣人为教育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津梁，其在今天的规范化传习活动中，必将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岳麓书院同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曾于其著作中提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
在白鹿洞书院的公益讲座上，白鹿洞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余雳表示，我们身处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如何为自身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是当今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华文化历经千年积淀，无论是在体国经野、经世济民，还是在涵养性情、变化气质等方面，均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与智慧。
古时，书院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才培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科举制的发展相辅相成。现如今，随着教育体制的变革，学校的体制和规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书院的复兴也要顺应时代，因地制宜，纳入社会继续教育的民间体系之中，吸纳全社会积极参与其中，才能形成文化复兴的大潮。刘长焕先生分析说：“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深深维系着的是农耕文明，那时候的中国生产力不发达，教育以人文学科为重，以教育“做人”为宗旨，不断用秀才、举人、进士、君子、贤人、圣人等次第来界定人才成长。而近代工业化之后，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和重视发展自然科学，新的学制和教育体系逐渐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纷纷建立，而作为传统人文道德教育重镇的书院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传统书院复兴任重道远
习近平主席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我们在弘扬和复兴传统书院事业上，在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的历史进程中，习主席这段话就是我们参与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
今天，之所以重新重视和复兴传统书院，在刘长焕先生看来，是因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发展的脚步也必须跟进，人文精神和人心的凝聚已经成为创造力、道德水平、公民素质、国家情结、人文关怀、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心理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快40年了，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其物质总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国人的道德素养、价值取向、国家观念就必须得到重视。这是事关民族复兴之大计，事关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千万不能让我们整个民族文化意识处于落后的状态。之前发生在身边的三聚氰胺，地沟油、塑化剂等事件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参与从业者、管理者的道德失守，这些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和教训。
针对当下现状，刘长焕先生认为传统书院的复兴任重道远，其关键在人，要有一批真正觉悟的儒士能够在放下之时又及时主动担当起国家人文学科教育的使命和责任，而不是正好相反地在名利上纠缠。书院从始至终承载的儒家文化价值，正是有利于人们在仁义礼智、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包容利他等内心道德品质的塑造，它是礼贤下士、大公无私、知行合一的君子教育。道德的建设是每一秒钟都要挂在心上的，不可割断的，更不是大学一毕业就结束了，也不是在利益面前就不择手段了，书院的复兴与发展将弥补大学以外继续教育的广阔空间。
在出任白鹿洞书院常住之前，刘长焕先生创办并主持位于北京地安门的开明书院已近4年了。他深知儒门心法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历史上曾经不断被误解，然而它却始终经久不衰，在经过数千年的历史验证之后，不断被证明是人们生命价值得以灿烂光辉所不可或缺的道德保障和智慧观照。
邓洪波先生向记者分享了岳麓书院“古今结合”的授课方式，他说：“除小班教学外，每个学生均有自己的‘师门’，定期举办师门读书会。‘古今的教育模式并不是对立的，岳麓书院从官学书院走到学堂再到学校，始终致力于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如湖南大学校歌所唱‘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便是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具体体现”。
就书院的长远发展问题，刘长焕先生认为，目前国家顶层设计还未具体涉及民间书院的建设发展，但他坚信，书院的复兴是必然趋势，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说：传统书院的复兴引领，并不仅仅是书院的房屋修缮和保护，关键在于人，要有人出来接力孔子、周敦颐、朱熹、王阳明等的圣道传习，而导师也必须严以律己，真正将自己心性修炼到廓然大公、博施济众的圣贤境界，才是书院复兴的根本。
他认为书院的复兴与重建，尤其是对书院导师的培养、传习、实证功夫都必须落到实处，最好建立起由儒学工作者参与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或者“学术委员会”等机构提供具体指导，做到“管放结合、游刃有余。”更好地促进传统书院的复兴，更好地指导新建书院及其运行不至于偏离导人向善的育人旨趣。唐文明教授也向记者表示，书院复兴应从制度出发，关键是探索一套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书院管理模式，以助力书院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