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想要获得中国瓷器，欧洲商人只有两条路径：一是从欧洲出发跋涉贯穿中亚的陆上丝路；二是从埃及苏伊士或伊拉克巴士拉，经红海或阿拉伯海中转印度，最终进入中国南海贸易区域。阿拉伯帝国出现后，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把控着这两条通往东方的商路。一些欧洲商贩把埃及亚历山大港、叙利亚阿勒颇与大马士革称作“铁幕”，因为货品往往被经手的阿拉伯商人层层加价。
按照中国史料记载，宋朝时，曾有少量瓷器通过阿拉伯商人辗转抵达欧洲。不过，按照欧洲人的传说，欧洲大陆第一件瓷器，是旅行家马可·波罗13世纪末泛海跋涉从中国带回欧洲。
这件瓷器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瓶，掩埋在绸缎、香料等东方奇珍异宝之中。马可·波罗把这个瓷瓶称作“波切拉纳”，它在意大利语中与一种白色贝壳发音相近，原因是两者同样光洁、白皙。这个词还可以夸赞女人美白的肤色，用来给瓷瓶命名，可见欧洲人对瓷器的欣赏与渴求。
追逐痴迷
迈森瓷器工坊的市场推广经理黎玲介绍说，这种痴迷不只源于“物以稀为贵”的心理，欧洲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瓷器的通透质感，在工艺上难以仿制。另外，瓷器在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人使用的陶器渗水率较高，储存食物容易变质，而瓷器渗水率大大降低，食物水分不会渗入容器中，更加卫生洁净。
当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大航海线路巧妙接驳后，瓷器的环球商路形成了。中国瓷器从漳州、泉州、广州等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出发，源源不断地输往威尼斯、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哥德堡、汉堡等欧洲港口。
西班牙、葡萄牙是中国瓷器“批发商”的欧洲先驱。迪亚士、达·伽马、麦哲伦等西葡航海家探索出新航线，绕过了阿拉伯人，开启大航海时代。凭借航海优势，两国率先开启从中国大批量购买瓷器。1522年，葡萄牙王室不惜以行政手段插手市场，规定从东印度归来的商船，货物的三分之一必须是瓷器。
在丝路发展历程中，“通货”不仅有丝绸，瓷器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也是最重要商品之一，海上丝路因此也被称作“瓷路”。
德国迈森瓷器博物馆内展示的“红龙”样式瓷盘。新华社记者 张远 摄
这些瓷器首先在王公贵族间作为礼物相互赠送，用中国瓷器作为餐盘、咖啡杯成了格调与品位的象征，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的贵族争相购买。
德国历史学家西蒙娜·谢伦贝克说，奥古斯都二世堪称最狂热的瓷器收藏家。在他居住过的德累斯顿城堡与阿尔布莱希特城堡中，密集摆设的数百件瓷器便是见证。
奥古斯都二世的最知名收藏至今仍可寻到踪迹。一尊康熙年间的青花龙瓶，陈列在德累斯顿市军事历史博物馆中，与前膛枪、马刀与火炮摆放在一起。这便是奥古斯都二世用龙骑兵换来的“龙骑兵瓶”中的一个。
分享技艺
在今天的阿尔布莱希特城堡里，几块电子触摸屏吸引着参观者。人们可以在屏幕上自己动手模拟制瓷：确定石英、高岭土和长石的配比，用手指在屏幕上捏出瓷胚形状，选择烧制的温度，用手指画出纹饰，最终电脑会呈现烧制的成品模拟图。
但在没有计算机的奥古斯都二世时代，欧洲人曾为仿制中国瓷器而抓狂。奥古斯都二世为了制瓷，不惜把他的居所阿尔布莱希特城堡改造成瓷器工厂。1705年，他雇用炼金术士约翰·弗雷德里希·伯特格带领其“科研团队”探索中国瓷器的烧制方法。
德国迈森瓷器博物馆内展示的制瓷原料配方：石英、高岭土和长石。新华社记者 张远 摄
面对来自中国的瓷器成品，伯特格的团队实在无法通过肉眼判断制造的配方，他们主要靠“试错”的方式来摸索，甚至会参考各种臆测和传说。例如，欧洲有传说，“瓷器是由一种深埋在东方土地下的果汁制成”。还有人猜测，用蛋壳和一种鱼鳞混合研磨，加土加水和成泥，成型后掩于土中储藏百年可制为瓷器。
经过5年的摸索，伯特格尝试多种配方，终于在1710年成功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硬质瓷器。按今天的说法，伯特格或许称得上是用“逆向工程”破解了制瓷工艺，而中国瓷器是他的灵感之源，更是工艺标准。
反转剧情
今天的迈森，是“德国的景德镇”，是德国瓷都。在迈森市中心教堂的塔楼上，37个小型瓷钟，每逢准点，钟声响起，汇成一种融合了金属和瓷器乐音的新声乐。
丝路就是这种融合的纽带。当古代画有石榴、桃子图案的青花瓷进入欧洲时，欧洲的工匠们并不熟悉这些水果，他们在仿制时，便用中国笔法和西方人熟悉的洋葱制作出著名的“蓝色洋葱”系列青花瓷，至今仍是收藏家追逐的对象。
英国陶瓷艺术家、小说家艾德蒙·德瓦尔在其著作《白瓷之路》中写道，以瓷器为载体，这种东西方艺术碰撞了几个世纪。
他写道，当阿拉伯人和西方人不再满足于购买成品瓷器，中国开始为外国商客量身打造“外销瓷”。按照欧洲人的记述，中国人当时对西方文化还知之甚少，对西方人要求瓷器上绘制的一些装饰，比如特殊纹章和宗教典故等，只能通过言传意会，最终图案完全取决于匠人的想象力。不少欧洲商人把这种订制瓷形容为“听筒传话”，听筒一边是欧洲人的商业设计，听筒另一边则是东方人的无限想象。
德国迈森生产的西洋人物瓷器摆件。 新华社记者 张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