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是文明的碎片,它给予我们的并不仅是残缺的审美体验。
(一)
在中国古代,匠人地位低下,居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对“劳力者”的生产实践又比较轻视,所以古籍中对瓷器、玉器、木器、铜器、金银器、织绣等生产工艺的记载极为稀少。明清之前,匠人姓氏和制作年代出现在工艺品上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为今人考证器物的产生年代与社会背景,布设了许多盲点与难点。但是,文物环境提供的信息还能为我们提供管窥蠡测的路径。比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认为在宋代与明代之间,应该有蓝底白花的瓷器存在,尤其是冯先铭先生已经试探性地提出元代青花瓷的概念,但事实上,许多人还是将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当作明代永宣时期所出的粗陋产品。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约翰·波普通过对英国、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所藏数十件青花瓷器的考察,撰写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中国瓷器》一书,尤其是他还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写有“元至正十一年”纪年题记的象耳大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让国内专家有如梦初醒、醍醐灌顶之感。
元青花象耳大瓶残件
元青花的概念让中国专家脑洞大开,那么它就是中国青花瓷的肇始?倒也未必,1957年和1970年,考古专家先后在浙江龙泉和绍兴两座宋塔塔基下的夯土层里出土了一共十几枚青花瓷碎片,有人据此提出了青花瓷始烧于宋代的说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又有人在扬州唐城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枚绘有几何图案的青花瓷片,这块瓷片为研究我国青花瓷起源开启了新思路。多年之后,在扬州旧唐城遗址范围内再次出土了十多枚青花瓷片,关于青花瓷始烧于唐代的说法就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明。
十几枚瓷片,将中国青花瓷烧造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九百年。小小瓷片就像一根扛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坚实支点,撬动了中国陶瓷史、中国美术史以及中国外贸史。
故宫博物院专家冯先铭先生曾经透露,在境外有三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器,一件为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条形纹三足鬴,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碗,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后来我从多种考古书籍中得知,在伊拉克撒马拉地区曾有类似的唐青花瓷片出土,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内。过了数年冯先生又透露,在海外又“发现”了两件唐代的青花瓷器,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纹碗,另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
清光绪矾红釉描金双龙戏珠纹大盘
那么这些被掩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唐青花,是不是产于景德镇的呢?文物专家又告诉我们:目前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应该出自北方窑口,大多具有巩县窑的特征。而景德镇成规模烧造青花瓷,应该是从元代至元十五年设置浮梁瓷局以后开始的。虽然在1978年杭州出土的八件烧造于元代至元十三年的青花瓷器中已经看到了元青花横空出世的曙光,但青花的“着墨”尚处于“点缀”阶段,远远达不到“描绘”的程度。
(二)
沈胜利先生精通玉器、瓷器、字画以及杂件鉴定。他19岁就进入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在组织安排下拜孙经品先生为师。孙经品先生确立师徒关系后即送了一枚瓷片作为见面礼,这是一枚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赏心悦目,釉色莹润,釉层肥厚,胎骨为烟极薄。沈老一直保存到今天,也曾让我观赏触摸过。孙经品先生早在民时期就研究瓷片标本,实在了不起。
苏联解体后,一些富豪在俄罗斯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曾被视为暴发户。但是随着财富日益增长,俄罗斯的超级富翁——现在仍被称为寡头——转向更“高大上”的追求,他们在慈善和文化事业上豪掷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