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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笔下的端午节俗

端午是唐代的重要节日,唐代端午节俗较之其他朝代呈现出更加繁华热烈的景象,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唐代端午节日活动不仅规模宏大,参加人数众多,而且唐后期豪华奢侈之风盛行。在灿若繁星的唐诗中,描写端午节俗的诗篇不胜枚举,纪念屈原的篇章也比比皆是。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窥测出一幅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体味出当时的各种人生期待与希望,描摹出端午节俗中千奇百怪的众生相,从而更深切地理解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和其所表现的欢乐、求憩、祈福的愿望。本文拟从《全唐诗》入手,谈谈唐代的端午节俗和唐人对屈原的纪念。

香粳白玉团——食粽

端午节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即初五之节,又有“端阳”、“重五”、“重午”等不同的名称。在唐代,每个月的初五都可以称为端午,但现存唐人的史料基本以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如唐玄宗在八月初五日生,当时人称端午生。端午的来源有纪念屈原说、恶日说、夏至说等多种,但在唐代后,基本以纪念屈原说为主,故唐代诗人文秀在《端午》诗中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是直臣冤。”(《全唐诗》卷823)

粽子是端午节最普遍的食物。西晋周处《风土记》中,就记载了在端午这天,人们用菰叶裹黍米做成粽子,再用浓灰汁煮烂而食,此时的粽子名“粽”或“角黍”,自此,端午节吃粽子成为习俗,唐代仍没有改变。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说。”此乃宫中过节,射取粉团角黍,以增添欢乐气氛。民间的粽子,则如元稹《表夏十首》所言,“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全唐诗》卷402)犹如白玉,说明此时的粽子用料已不同以往用黍,而是用糯米作为材料,这也成为粽子用料的一大转变,后世的粽子则在南北两地出现白、黄分明的两种颜色,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记载:“庾家粽子,白莹如玉”。

当时著名的粽子还有百索粽、九子粽等。“百索粽”之名得自于缚粽子的绳子,南朝把缚粽子的绳子叫“五色丝”,唐人把粽绳叫“百索”。那么,又何为“九子粽”呢这种粽子源于一种蒲草——九子蒲。九子蒲是中国古代婚礼纳彩必用的物品之一:“婚礼纳彩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而“粽子”又与“种子”谐音,寓意得子,所以用九子蒲叶裹粽,表达了多子多孙的美好祝愿。就连唐玄宗也不吝赞美之词:“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并序》,《全唐诗》卷3)温庭筠在《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遗址仅有存者偶成四十韵》诗中也云:“盘斗九子粽,瓯擎五云浆。”(《全唐诗》卷583)

唐代诗人的笔下关于粽子的描写非常多,如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杂莼多剖鳝,和黍半蒸菰。绿粽新菱实,金丸小木奴。”(《全唐诗》卷407)说的主要是巴蜀地区的粽子。而沈亚之的“蒲叶吴刀绿,筠筒楚粽香。”(《五月六日,发石头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全唐诗》卷493)和姚合的“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夏夜宿江驿》,《全唐诗》卷500)都描写了粽子香气四溢。白居易《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一诗:“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全唐诗》卷462)所写的食粽不是在端午,而是在夏至,可见此时的粽子已从节令专用食品逐渐向饮食市场扩散,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棹影斡波飞万剑——竞渡

唐代的端午竞渡活动主要是在江南,相传竞渡是为纪念屈原,《隋书》卷31《地理志》云:“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这一论点为后人所承袭,更多的唐人诗句,延续着这一论调。如储光羲的《观竞渡》:“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标随绿云动,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上惊凫雁回。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全唐诗》卷139)白居易的《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全唐诗》卷441)

虽然《全唐诗》纪念屈原的诗作,不过百篇。如王鲁复的《吊灵均》:“万古汨罗深,骚人道不沉。明明唐日月,应见楚臣心。”(《全唐诗》卷470)李商隐的《过郑广文旧居》:“宋玉平生恨有馀,远循三楚吊三闾。可怜留著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全唐诗》卷539)邵谒的《放歌行》:“龟为秉灵亡,鱼为弄珠死。心中自有贼,莫怨任公子。屈原若不贤,焉得沉湘水。”(《全唐诗》卷605)等等,但唐诗中并非对屈原精神一味地赞美,白居易就曾感叹“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咏怀》,《全唐诗》卷439)刘得仁也告诫从弟“此世荣枯岂足惊,相逢惟要眼长青。从来不爱三闾死,今日凭君莫独醒。”(《赠从弟谷》,《全唐诗》卷545)吴筠更是直言屈原为忠于楚怀王而死的不值,“何不若范蠡,扁舟无还期。”(《览古十四首》,《全唐诗》卷853)崔涂在《屈原庙》一诗中也云“谗胜祸难防,沈冤信可伤。本图安楚国,不是怨怀王。庙古碑无字,洲晴蕙有香。独醒人尚笑,谁与奠椒浆。”(《全唐诗》卷679)

唐代的端午竞渡,也已经失去了缅怀屈原的感伤。纪念屈原,已经退化为全国上下欢度端午节的一个口实,更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是竞渡活动颇浓的狂欢色彩。在封建剥削制度重压下的大唐子民,太需要节日之际的狂欢,为他们疲惫的身心造设一片仅供暂栖的绿荫了,因而竞渡衍成一种声势磅礴的竞赛运动。

为了衡量竞渡的胜负,唐人创造了“锦标”之制。即指在龙船划到终点的时候以抢夺浮标来判断胜负,抢得头标的人就是比赛的冠军,这是所有龙舟赛手的梦想,夺得后自然欣喜异常。“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竞渡诗》,《全唐诗》卷551)鼓声擂动,船只齐发,争先恐后,惊吓得水鸟乱飞,只为夺得锦标。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诗:“落日吹萧管,清池发棹歌。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萧管奏鸣古老的祭祀乐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乐声、歌声、水波声合奏出一曲壮阔的交响乐。

把竞渡写得最为传神的是张建封的《竞渡歌》,洋洋洒洒几十字,把竞渡的激烈场面、围观的喧嚣氛围描写得淋漓尽致:“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全唐诗》卷275)竞渡的地点在岳州,据蒋方教授分析,乃两两比赛。结合张说《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全唐诗》卷88)则知岳州竞渡,两两比赛,由来已久,而且参赛船只也不多。而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所记的彩舟竞赛,“雷奔电逝三千儿,彩舟画楫射初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灵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沉魂在湘水。绿草斜烟日暮时,笛声幽远愁江鬼。”(《全唐诗》卷568)参赛船多达三十六艘,参赛人员多达三千,则每船有近乎百人,规模可谓宏大。

刘禹锡笔下的沅江赛舟也毫不逊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旂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竞渡曲》,《全唐诗》卷356)竞渡时两岸彩旗飘飘,观者如堵。竞渡儿随着鼓声,迎风劈浪,勇夺彩标。

从《竞渡歌》和《竞渡曲》来看,刺史皆亲临赛场,故多于比赛前,要搭好彩台,其规模宏大,可从一则故事中看出。《唐语林校正》卷三载:“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先数日于湖滨列舟舸,结彩为亭槛,东西袤高数丈。其夕北风,飘泊南岸,(崔)涓至湖上,大将惧乏事,涓问:‘竞舟凡有几’令齐往南岸,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小舟,号令齐力鼓棹而引之,倐忽皆至。”这个彩台,居然用多只小船搭载,并非直接搭在岸上,可谓因地制宜。

端午竞渡的具体时间,各地不一,张建封《竞渡歌》似在上午,刘禹锡和李群玉所言似在下午,都是阳光明媚的日子。即使端午下雨,也挡不住竞渡的热情。徐夤《岳州端午日送人游郴连》:“五月巴陵值积阴,送君千里客于郴。北风吹雨黄梅落,西日过湖青草深。竞渡岸傍人挂锦,采芳城上女遗簪。九嶷云阔苍梧暗,与说重华旧德音。兰汤备浴传荆俗,水马浮江吊屈魂。”(《全唐诗》卷709)那“采芳城上”仕女如云,银簪遗落,也浑然未知,完全沉浸在竞渡的欢快气氛中。

竞渡虽以夺标为优胜,但是优胜者有何奖励,落后者是否有所惩罚,则不得而知。“竞渡船头掉采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宫词一百首》,《全唐诗》卷302)乃宫中竞渡状,据“先到先书上字归”,结合张建封《竞渡歌》“竞脱文身请书上”,似乎对优胜者以书“上”为奖励。

唐代的竞渡主要是在南方,当然和南方的江河湖泊众多息息相关。北方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竞渡活动远逊于南方。但从唐代帝王本纪和应制诗来看,唐朝的皇帝也观竞渡,却只能局促于“池”或“溪”而已,而且,此类竞渡纯为取乐,不一定在端午才举行。《旧唐书》卷20《昭宗纪》光化元年载:“六月己亥,帝幸西溪观竞渡”。徐彦伯有《奉和兴庆池戏竞渡应制》一首:“夹道传呼翊翠虬,天回日转御芳洲。青潭晓霭笼仙跸,红屿晴花隔彩旒。香溢金杯环广坐,声传妓舸匝中流。群臣相庆嘉鱼乐,共哂横汾歌吹秋。”(《全唐诗》卷76)此外,李怀远、李適、吴融都作有应制诗。(《全唐诗》卷46、卷70、卷684)

五色香丝系臂新——长命缕

《荆楚岁时记》记有“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到了唐代,采艾和系五色丝仍是主要的民俗活动。采集艾草悬挂门上,目的是防止毒气的进入,如张鷟判文说:“紫艾攘灾,大启中州之俗”。有人将艾草编成人形或虎形,悬挂在门上,或者剪彩绸为小虎形,帖上艾叶,佩戴胸前,称为“艾符”。艾草是富含芳香油的驱虫药,再弯盘成老虎的形状,时人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威慑力。还可以将艾叶做成馄饨而食,以压邪气,再佐以有健胃作用的菖蒲酒,真是妙不可言,难怪殷尧藩感慨:“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端午日》,《全唐诗》卷492)

唐代人将五色丝线编织成带,佩在身上,称为“长命缕”或“五色缕”、“续命缕”、“朱索”等,此习俗见于东汉,《风俗通》曰:“五月五日,色续命丝,俗说益人命”。唐玄宗李隆基《端午二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中就有“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全唐诗》卷3)的描写,张说也说:“愿赍长命缕,来续大恩馀。”(《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全唐诗》卷88)年年端午年年佩,真的能“益人命”吗只不过是怀有一种美好的信念罢了。难怪万楚会发出这样的质疑:“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眸敛鬓斜。谁道五丝能续命,却令今日死君家。”(《五日观妓》,《全唐诗》卷145)

和凝的《宫词百首》云“绣额朱门插艾人,羞将角黍近香唇。平明朝下夸宣赐,五色香丝系臂新。”(《全唐诗》卷735)将端午插艾、吃粽子、臂系五色丝同时入诗,可知宫内过节盛况,而且五色丝是皇帝赏赐的。一般而言,五色丝是系于臂上或佩戴身上,但褚朝阳《五丝》“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全唐诗》卷254)似将丝缠绕于截竹。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生命的一种祈盼,这反映出唐人乐生、重生的人生态度,他们追求幸福快乐的生活。

端午被恩荣——赐物

唐代皇帝会在端午节招请群臣宴饮、颁发节日礼物、推恩及众,这与韩国江陵的端午祭截然不同。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并序》,写到“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全唐诗》卷3),即为端午宴饮之一例。

唐太宗就曾做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对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从太宗所言,知端午以“服玩相贺”由来已久。唐太宗还曾在端午节赐给刘温叟以执扇、角黍,端午节赐扇之风似始于太宗。

唐代皇帝赐臣子衣服,臣子敬献皇帝端午御衣,都可以从太宗所言“服玩相贺”的角度来理解。杨巨源《端午日伏蒙内侍赐晨服》“彩缕纤仍丽,凌风卷复开。方应五日至,应自九天来。在笥清光发,当轩暑气回。遥知及时节,刀尺火云催。”(《全唐诗》卷333)便是端午获得赐衣。杜甫《端午日赐衣》写道:“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全唐诗》卷225)此诗为杜甫在乾元元年任左拾遗时所作。唐肃宗赏赐之物是宫女用细葛布等好布料织成的衣服,使诗人深感荣宠,“意内称长短,终生荷圣情”。而杜甫《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一诗,有“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贺端午”(《全唐诗》卷223)句,则是进奉端午御衣。

唐诗中,常见谢端午赐物状。窦叔向有《端午日恩赐百索》“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全唐诗》卷271)而权德舆《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言:“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彩缕同心丽,轻裾映体鲜。”(《全唐诗》卷329)则为自己在礼部值班,家人送到节日礼服,其中便有“彩缕”和“轻裾”。

端午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节日,所以,各地多有进奉。贡品种类繁多,无奇不有。“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端午即“四节进奉”之一。唐人文集,多见端午进奉状。

扬州的进贡别具一格。工匠们在扬州地方长江中心的船上铸造铜镜,用以进贡皇帝,称为“天子镜”。《唐国史补》说:“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心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白居易在《新乐府·百炼镜》中先叙述制镜过程:“百炼镜,镕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祇。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全唐诗》卷427)可知这是一种经过多次炼制,工艺复杂,用玉屑磨光,涂有水银(金膏),极其珍贵的铜镜。由于镜背面铸有飞龙浮雕,因而一般人是不能用的。

特别注意的是,此镜乃五月五日午时在江心铸造。白居易所言“日辰处所灵且祇”,是人们的一贯看法。端午,是被赋予神秘力量的日子。端午生的人,被视为不祥之人。端午节合药、铸镜,被赋予辟邪、强力作用。所以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言:“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全唐诗》卷3)

唐代的端午,在继承传统民俗的基础上,又往往不在意或淡化其初衷,端午虽名未变,但实质内容还是发生了变化。端午原有的逐疫避邪色彩逐渐退隐,娱乐性质则明显加重,世俗精神也更为强烈。褚朝阳在《五丝》中就发出这样的感叹:“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全唐诗》卷254)

唐代诗人不再一味赞扬屈原“殉道殉理想殉民族”的精神,出于政治形势和个人境遇,竟然从屈原事迹吸取“教训”,多少掺杂了“明哲保身”的意味。此种思想,和端午纪念屈原的初衷,背道而驰。(注释略)

(责任编辑:陈蕊 zx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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