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给学生们准备的民宿都很小。费了很大周折，最后才在延世大学附近的延禧洞，找到了一处民宿。这个院子是个二层小楼。我住的一层房间很大，开窗也很大。打开窗户，窗外便是一个小花园。房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负责我生活起居的是一个勤快的阿姨。这样的环境在汉城是很难找到的。
在韩国，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文化遗产学》初稿。就在考虑让谁给我作序的时候，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只见阿姨站在院子二楼台阶的转角处冲着我喊，这是让我上去吃饭。午饭很简单，前后用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那天汉城正在刮沙尘暴，下楼时，我发现窗户上满是灰尘，便拿起水管冲了起来。我有午睡习惯，但正当我要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桌子上少了些什么。少了什么呢？前思后想，我突然发现摆在桌子上的那台IBM手提电脑不见了。
这使我大吃一惊。电脑丢不丢倒也无所谓，关键是我花了8个月辛辛苦苦写成的那部书稿，那部书稿很可能会关系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回想起来，那时的人们还很少有拷贝的习惯。电脑一丢，那22万字的书稿中，除已寄回国内用于发表的4万字外，一切归零。
我赶紧报警。40多分钟后，警察懒洋洋地赶到，问了问情况后告诉我只能等消息。看他们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知道指望他们肯定没戏。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在汉城警视厅任职的华侨。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并告诉了他这本书的重要。他的回话很简约：“放心，警察会在7分钟内赶到。”牛皮真不是吹的，没等多久，两辆警车闪着警灯，开着警笛呼啸而至。下了车的警察在短暂的问询后，马上开始现场勘察。当他们发现我的窗户已经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便回头问我：“这窗户是你发现电脑丢失之前冲刷的呢？还是在发现电脑丢失之后冲刷的呢？”我告诉他当然是前者。警察在窗户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枚指纹。他告诉我：“这是手套的印记，盗徒很可能是带着手套开窗作案的。”最后，他在鼠标插头处找到了四分之一枚手印。至于这手印是我的，还是盗徒的，分析之后才能知道。他告诉我，剩下的只有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