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纪至4世纪，也就是中原内地的汉晋时期，西藏西部地区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极为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本地区与喜马拉雅山南麓低海拔地区的“垂直贸易”，以及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物质交换仍然保持畅通。除了金属器、竹木器、染色毛织物等生活用品外，墓葬中还新出现了稻米、粟等本地无法种植的谷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和札达县曲踏墓地，以及尼泊尔穆斯塘的萨木宗墓地中，都出土了来自中原汉地的丝绸，尤其是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带有“王侯”字样的织锦，暗示本地区对它所蕴含的政治意味有一定的了解。除了丝织品外，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的茶叶和漆器，应该也是来自中原内地的物品。此外，还发现有马蹄形木梳、一字格铁剑、钻木取火器等，都明显受到了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的强烈影响。一些器物带有浓厚的汉式风格，可见中原汉文化在遥远的西藏阿里地区影响力增加。这些汉地物品和汉文化因素的出现，极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长程贸易”实现的。因为在西藏西部和新疆南部之间，横亘着空阔无垠的无人区，任何来往人群都会面临恶劣自然环境和补给匮缺的双重挑战，无法进行分段式或接力式的物品交换，唯有通过有组织、成规模的商队来进行直接贩运。西藏西部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它的一条支线从和田、叶城一带向南延伸，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到达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然后再沿印度河而上到达阿里地区。当然，也不排除从和田地区通过桑株古道、克里雅古道或民丰地区的通道登上高原的可能。在吐蕃时期，这几条路线成为吐蕃进军中亚与和田的捷径，被称为“吐蕃—于阗道”。

西藏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碑刻。霍巍供图

依据各类物品来源和功能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汉晋时期物品归为奢侈物品、贵重物品、稀缺日常物品和本土生产物品四个门类，它们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宏大广阔的文化交流网络。这一网络由五条重要的河谷通道构成，分别为狮泉河通道、象泉河通道、羌塘高原通道、吉隆沟通道和卡利甘达基河通道。从辐射范围来看，这一交通网络可以由内到外划分为三个圈层，中心圈层为西藏西部地区，其内部以象泉河谷地为核心，是一小部分物品的产地；第二圈层包括新疆南部、印度河上游地区和北印度喜马拉雅山地，是大部分物品的直接来源地；最外圈层为中原地区、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带，以及南亚次大陆，是一部分物品的最终源头。而从出土遗物的年代特征来看，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开拓和完善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岩画分布区基本标记了青铜时代末期到铁器时代早期的高原通道走向。从大量的墓葬出土物品看，这一交通网络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间得以加强和繁荣，最本质的改变发生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以中原汉地奢侈品的输入为标志，彰显出这一交通网络的拓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虽然中原汉地物品出现在西藏西部地区能早至汉晋时期，但直到数百年之后的吐蕃时期，中原人士才首次到达西藏西部地区。1990年，考古学者在吉隆县城北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摩崖石刻题记，这是公元658年唐使王玄策率团第三次出使印度时留下的碑铭。距此15年前，他带团第一次途经此道出使印度，意味着唐蕃古道的全线贯通，他们也成为第一批出现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原人士。早在公元405年，僧人法显从中亚地区辗转到达了佛祖诞生地——蓝毗尼（今尼泊尔布德沃尔南部），该地向北正对尼泊尔穆斯塘地区，两地距离200公里，通过卡利甘达基河谷相通联，这是当时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到达的距离喜马拉雅山中段最近的地方。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西藏西部穿越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发展阶段和文化交流模式：汉晋时期中原的物产和文化因素经南疆输入，影响到喜马拉雅山北麓地带，这主要是通过东西走向的狮泉河通道实现的，属于“物”的传播；吐蕃时期打通了沿南北走向纵贯整个高原的“东道”，使中原人得以直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通道到达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喜马拉雅深处的诸王国也直接遣使通唐，实现了“人”的直接往来。

丝绸之路的精髓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开放与包容，互通与互鉴，而不是隔阂、自闭与排他。正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人类才得以在青藏高原艰险的高海拔地区逐渐拓居，并发展出农业、牧业和商业等不同的生业形态，形成大大小小的高原古王国；也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高原诸王国才得以在较短暂的时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并交通东亚、中亚和南亚，为藏民族和藏文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还是通过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汉、藏及其他高原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依存，互通有无，共同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藏文明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明的互动交织结构，为西藏在元代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XDA2009000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