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花边
明人刻书，遭诟病的不少，“鲁莽灭裂”，随意增删，假托借名，被指种种劣迹。但一切评价都有参照物，对明刻本的评价，往往是将之与宋刻本比，或与后来的精刻、精校本比。如果我们把日常所用的器物，拿去与作为古董的瓷器比，那当然不值一提。其实除去清代的一些精刻、精校本，我们去古籍部随意借一些书看的话，明刻本普遍比清刻本精良。明刻本半页多为八行、九行或十行，每行十八、十九或二十字。行距、天头，都显得宽敞。入清后的本子，行数增多，每行字数也增多，笔者曾经眼过一个清刻本，竟密至一行四十二字。一眼望去，行与行、字与字之间，清刻本比明刻本都要挤一些，纸墨一般也以明刻本为佳。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根据前人的诗作及亲历的考察，对比古今馆舍、城郭及街道的不同。唐时的驿站，除馆舍外尚有池、林、竹等，有的池中还备有小舟，是园林式的美丽驿站。而明代的驿站，只是几堵墙的屋子而已，仿佛仆隶所居。又发现那些建在唐代城郭旧址上的州治，城郭宽广，街道平直，宋以后开始，则每况愈下，越近代的建筑，就越狭陋（《日知录》卷十二）。这种观察，与一般的进化论、社会发展论认识有所不同。顾炎武的总结是：“人情之苟且，十倍于前代矣。”这是态度问题，心思苟且，就不会有好的创造。书本其实也一样，并不一定后出转精，关键在于是否“人情苟且”。
由于版刻印刷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明人好刻书”的事实，也有了家刻本的流行。家刻本并非为了营利，大多校刊精细，纸墨精良，比坊刻本要好得多。但用今天的项目标准来衡量的话，家刻本大多用来刊刻流布自己的文集，恐怕在“立项意义及科研目的”这一点上，还有可斟酌之处。当然，笔者在此介绍的赵用贤家刻本《韩非子》，却绝对是一个有态度、不苟且，还颇具“立项意义”的好本子。
赵用贤（1535－1596）在贯穿万历时期的政治争论（党争）中，始终处于暴风眼的中心。他于隆庆五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万历五年时，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上疏极谏，与艾穆、沈思孝、吴中行、邹元标等一起被廷杖。五人被称“五君子”，一时名满天下。《韩非子》刻于万历十年，当时是与《管子》合刻的。上海图书馆即收藏有赵用贤本《韩非子》，已经转化为电子善本，很容易就可以查阅。看看这个鉴藏印累累、字大行宽、颇有宋本仪态的善本，还是蛮享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赵用贤自作的《韩非子书叙》。叙里说：“予读韩非子书，盖喟然而叹曰，世道之趋于权谲也，君臣之间相御以智，而相倾夺以捭阖抵巇之说也，其至秦而极乎？”（《松石斋集》卷八）《韩非子》里的权谲计谋，被拿来论说、举例，都不鲜见。但将之比况于君臣之间，似乎发前人所未发。朱元璋立国之初，实施道德纯洁主义的严刑峻法，以致有“剥皮实草”的酷刑。至于廷杖，更是随意就有。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不留神就会用了逆推思维，觉得朱元璋之暴，应该是有目共睹，当时人敢怒不敢言而已。但这种逆推法，却不一定牢靠。翻开明人文集，即使到赵用贤他们的万历时期，“我高皇帝英明神武，扫荡胡氛，一统区宇”的崇拜语辞，还比比皆是。即使我们说这不一定出于真心，但至少人家还自觉维持这种宣传。
明代“廷杖”之刑的恶劣，到王夫之那里，才被毫无隐讳地批评：“北寺之狱，廷杖之辱，死诤之臣弗能避焉，忠也。免于狱，不死于杖，沾沾然自以为荣，而他日复端笏垂绅于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邹尔瞻之复为九卿，于亏体辱亲之罪奚避焉？……夷风渐染，君臣道丧，斯则贾生所宜痛哭者也。”（《读通鉴论·后世戮辱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