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高级珠宝商在中国美学的应用上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他们将古董片段融入到创作中，这些古董尤其以从顶级中国古董商（比如充满传奇色彩的卢芹斋在巴黎蒙梭公园附近的一处高档社区里改建了一座中式红楼，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那里购入的清朝玉雕、母贝镶嵌的漆器和象牙雕刻品见常。把古董（主要是碗、碟和桌子）上Laques burgautés （镶嵌的漆）片拆下来，再以几何装饰为特征的现代风格重新组合。
“卡地亚保存着一批由路易士·卡地亚（1875-1942）随性收集的杂项，被称为apprêts 。”位于日内瓦的鲍氏东方艺术馆馆长李秋星（Estelle Niklès van Osselt）说。他最近策划了“梦徊亚洲”的展览，探索中国和日本在艺术装饰时期对卡地亚的影响。 “卡地亚的设计师有权把所有的古董、小雕像和饰品当作宝石处理，将钟表、珠宝和配饰变成独一无二的物件。”
巴黎的珠宝商将典型的装饰艺术与中国艺术的经典符号相结合，这些符号广泛应用于中国建筑和园林布局中，包括山水、龙、宝塔、福犬、水纹、腾云、雷电、寓意吉祥的汉字书法，甚至还有像“冰裂纹”这种纹饰。
1925年左右梵克雅宝出品的以龙为装饰的小盒子。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体现在受中国影响的直接程度上。”Possémé说，“珠宝师通过重新解读中国文化而不是直接使用古董元素，获得了一种更具错位感、完全不同的效果。”
珠宝师在运用中国符号上，极具创意。例如，1931年，梵克雅宝以典型的中国稻农帽子为模型制作了一套黄金首饰。
冷眼奢华观察站（微信ID：iLuxureport）注意到，在材质方面，中国也是重要的灵感来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卡地亚将典型的中国传统装饰品——翠鸟羽毛用于冠冕和时钟的装饰。最近在卡地亚档案馆里发现了一批尚未开封、崭新的翠鸟羽毛，这些羽毛于1910年左右进口自中国，犹如留待镶嵌的宝石般受到悉心珍藏。
同样地，玉的广泛使用也彰显出装饰艺术与远东的联系。例如1923年，乔治·富凯（Georges Fouquet）以中国古代面具为模型，使用玉和缟玛瑙设计了一款精妙裙饰。
1923年梵克雅宝化妆盒。
“1860年紫禁城遭洗劫，玉开始大量进入欧洲。”Possémé说，“十九世纪晚期，诸如Eugene Fontenay这些法国珠宝商在玉的运用上依然采取传统方式，将其做成新希腊风格的昆虫胸针和耳环。而真正采用中式玉雕始于二十世纪早期，特别是卡地亚早在1913年就在纽约展出了以中国为灵感的珠宝。
1926年卡地亚艺术装饰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