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一声霹雳惊风雨

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一声霹雳惊风雨

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一声霹雳惊风雨

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一声霹雳惊风雨

西安事变八十周年：一声霹雳惊风雨

◎程中原

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到1937年二二事件后国民党中央军于2月8日和平进入西安，整个西安事变经过了58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其间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爆发内战的危机：一次是双十二事变后围绕对蒋处置讨伐派与稳健派之间和战的尖锐对立，一次是二二事件前后围绕释张回陕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尖锐对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从中调解，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由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

共产党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重大的原则让步

西安事变后，尽管蒋介石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迫害，分化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但应该看到，蒋氏迫于形势，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1937年2月5日，蒋介石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1、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2、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3、不说排日，而说抗战。4、加强军队之训练。5、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并将这五项方针作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根据。

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广播发表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下，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日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共产党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作出的重大原则让步。

为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汪精卫从国外回来。1月24日与蒋介石会见。经过会商，确定中央政府采取的政策。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到22日在南京举行。汪精卫致开幕词，并向全会提出一项坚持剿共的议案。

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杨虎城从三原返回西安绥靖公署，与于学忠联名向全会提出一个提案。提案重申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案由何柱国乘飞机前往南京带去。16日，杨虎城又派李志刚赴南京，带着他的信把提案分别送给出席全会的蒋介石、何应钦、邵力子、宋美龄、孙科、冯玉祥、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焦易堂、王陆一、张继、戴季陶、汪精卫等人，做他们的工作。可是，会议对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做出了“不予致理”的决议。理由是“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辞造乱，实国法军纪不容”。

不过，全会还是通过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四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通过了冯玉祥等十六人提出的《促进救国大计案》。会上，李宗仁等九人提出了有关反对独裁政治、保障人民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爱国群众运动的议案；孙科、冯玉祥、于右任等人在《请特赦政治犯案》中批评了国民党近十年来压迫人民的爱国活动，反对发表抗日言论的种种错误。实际上形成国民党内进步民主力量对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独裁、卖国政策的批判。

会议主席团决定对中共中央来电不做公开正面处理，同时以主席团名义提出《根绝赤祸案》并于2月21日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案虽然对中共多有攻击之词，但它没有拒绝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而且回应中共的“四项保证”，提出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可以说，这个决议案实际上是一个停止内战的决议案。

会议宣言虽仍宣称“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但明确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关于对日问题，宣言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2月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这样的词来指称共产党和红军。

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

应该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代表全国爱国力量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新阶段。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毛泽东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历史意义作过如下评论：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于2月26日返回西安，随即和周恩来继续进行国共合作的会谈。

在这之前，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会谈从1936年2月底董健吾到陕北接头以后就一直在进行。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的当天，就以蒋介石委派的国民党代表身份，同周恩来进行会谈。

9日深夜11点钟，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请他以即将发表的“致三中全会电”作为“与宁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场”。军事方面，编制：提出开始出动抗日时编为4个军12个师，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每月接济至少80万到100万元（法币）；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党的方面，要求国民党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中共在红军中的组织领导不变。第二天中午，张闻天、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对谈判内容作补充，说明军事机关、政治集会我方应派代表参加，政府则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

2月11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会谈。12日凌晨3时，张闻天、毛泽东又就谈判策略与条件复电周恩来，请他注意在谈判时要对方实行“致三中全会电”中所提五项要求，以避免对方“迫我再让”；要提出或坚持扩大红军现有防地，对西路军“停战让防”，各省游击队就地改编，拒绝国民党向红军派遣政训联络员，经费须从2月领起等条件。12日白天，周恩来同顾祝同继续会谈。双方就共产党适时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红军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分期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

在2月底恢复谈判以后，双方意见的主要分歧是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上。按中共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万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但张冲临返西安时蒋对他说：红军可以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不可再加。对此，张闻天、毛泽东于3月初电复周恩来，同意张冲在谈判过程中提出的红军主力编4个师16个团、另编2个徒手工兵师8个团共6万人的意见；后因南京方面坚决不允，中央书记处电周：“编制仍以四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由于共产党方面一再让步，至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商定将一个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当晚电报蒋介石决定。

不想国民党方面又节外生枝，制造障碍，3月11日，由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正案。按贺案，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人数只能一万，总共三万，且要服从南京和蒋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派遣，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派人充当；“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在善后处理中，对停止进攻西路军置之不提。

张闻天、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3月12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并通告红军部队各军事首长，指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对他们所提“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电报指出：“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之政治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对谈判策略，针对两个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着着进迫”，提出我方“现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坚持三个国防师（每师1.5万余人）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和苏区完整等最后限度的条件，“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3月15日、16日，中央书记处又连续致电周恩来，要他要求迅速见蒋当面解决问题；为顾全大局，按照电报所列中央确立的15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

国共谈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决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张闻天等改取进攻姿态的策略，促成了周恩来同蒋介石的直接晤谈。

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进行了首轮直接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登上庐山，自8日至15日在牯岭同蒋介石再次会谈。

1937年7月13日至20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一起，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谈判。

1937年8月10日，周恩来和朱德、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次谈判。

正在这时，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国共谈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决的关键时刻。在形势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僵持不决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解决。

谈判结果，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同意将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还达成了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释放在狱共产党员和政治犯等协议。这一结果，在红军和苏区方面，虽然取消了名义，进行了改编和改制，但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而又保持了独立性。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12月25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林伯渠并告博古、叶剑英、潘汉年、刘少奇，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等的电报中指出：

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

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至此，西安事变以后进行的国共谈判，以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而胜利结束。对于国共两党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赞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努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预期目标，应该说是达到了。

心怀“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的豪情

西安方面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把他送回南京以后，蒋即对张、杨实施报复，进行迫害。

对张学良，蒋介石导演了一出先审后赦的闹剧。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张学良最终被长期关押，失去人身自由。

蒋介石于1937年1月5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陕甘善后整理办法”，下令将杨虎城撤职留任。1937年3月底，在杭州约见杨虎城，要杨“出洋考察”。杨回陕西后与部下商议，一种意见不同意杨离开部队，更不同意出国。杨虎城为能参加抗战，不想与蒋关系搞僵，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但采取拖延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就可以以此为由不出国了。中共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接受周恩来的建议，要周恩来向张冲、顾祝同声明，南京应顾及杨虎城部的情绪，善处杨及其部属。但蒋介石不予理会，于1937年4月30日公开免去杨虎城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军事。

杨虎城于当天致函中共中央领导人，感谢对他的支持。信中说：“回忆虎城与诸先生，有缔交方新，畅聆尘谭者；有久耳大名，迄未奉教者。然在民族统一战线上同为抗战而努力之决心，则完全一致。”“虎城日内虽离陕远游，重洋万里，深感依依。但在抗日战线上，愿作永远之朋友。”与共产党做真诚朋友的殷殷之意溢于言表。

蒋介石在催促杨虎城的同时，又图谋进行暗杀。由陈立夫物色人选，然均遭拒绝而未能实施。5月初杨虎城心脏病发作，陕西各方人士要求蒋和国民政府暂缓对杨放逐，遭到蒋氏拒绝。在蒋介石一再逼迫之下，杨虎城于1937年6月29日从上海乘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出国。

抗日战争爆发，杨虎城将军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共赴国难，蒋不予置理。杨虎城将军不顾随行人员劝阻，毅然于1937年10月下旬自法国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1月26日在香港上岸，即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旋被骗至南昌囚禁。以后辗转移往湖南长沙、益阳、贵州息烽以及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下特务头子戴笠原来的住所。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就对共产党代表说过：“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与其说他有顾虑，不如说他有预见；与其说他缺乏自信，毋宁说他具有自觉。可贵的是，他明知等待他的必然是他自己的牺牲，是他的西北军的牺牲，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没有反对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而是拥护和执行和平解决的方针。杨虎城从事变发动时就心怀“为了救国，把这个摊子摔个响亮，也值得”的豪情，到事变发动后决定采取和平解决方针时心甘情愿做牺牲品，直到抗战爆发时急匆匆赶回国投身抗战而惨遭杀身之祸，他用他的行动说明了他是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是一个精忠报国的军人。

在张学良、杨虎城遭受迫害，作出牺牲的同时，他们指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最终只能接受乙案，避免不了遭到被肢解、宰割的厄运。

1937年2月5日，东北军撤离西安。东北军除檀自新、沈克两师于二二事件后投蒋，骑兵军仍留陕甘外，其余于3月初全部东开，调至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不相统属。不久，蒋介石即派陈诚主持改编东北军，共编为四个军，番号大为缩减，由原来的25个师减至10个师。

十七路军除冯钦哉师和沈玺亭、唐德楹两团先后投蒋外，其余部队改编为三十八军，下辖两个师，由孙蔚如任军长，赵寿山、李兴中分任师长。十七路军番号撤销。

所幸抗日战争爆发后，原东北军、西北军各部都投入抗日战场，奋勇抗击日寇的进攻，作出不同程度的牺牲。其中：原东北军吴克仁率领的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场阻击金山卫登陆日军的战役中极为英勇。吴克仁及军参谋长、两位旅长、八位团长壮烈牺牲，所属一0七师伤亡殆尽。原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于抗战初期率所部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等于1942年8月初率该师一部在山东日照改为新一一一师，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两年后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序列。原西北军改编的三十八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开到山西、河北作战。1945年7月17日，该部十七师五十团团长刘威诚和五十一团团长张复振在河南洛宁县故县镇率该师的大部起义，进入豫西解放区。1946年5月，五十五师师长孔从周在巩县起义；同年8月，一七七师的吕元璧等率部在辉县起义。

由此可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两支部队是继承和发扬了西安事变的革命精神的，他们不愧是张学良、杨虎城创建与培育的部队。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本版《西安事变》连环画供图/项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