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则是另一类纸马——印有各类神佛画像的纸马,一张不大的纸上,印有不同的神祇,各自对应着天界仙佛。在不同的祭祀场合,只需按照所需的神灵选出相对应的纸马即可。中国的众神世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各式各样的纸马在大江南北均能找到用武之地。《金瓶梅》中,李瓶儿去岳庙进香祈愿,便花一吊钱买了“纸马香烛”;后西门庆患病,正室吴月娘也是“备办香烛纸马祭品之物”,代其上泰山求祷;《儒林外史》里描写结拜场面,由于条件有限,也只能“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关夫子的纸马,两人磕过头”;至于范进中举时,范进母亲因开心过度,痰迷心窍而亡,胡屠户只得请僧人来“拜梁皇忏、放焰口”,更是需要“去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晚清的上海青楼中常有宣卷表演,嫖客与妓女借看演出之机相互调情,在这种场合下,也需把纸马摆出供上;就连袁世凯去世时,当时国务院所设的祭席上除了挂袁世凯遗像之外,也是摆有相助纸马等物。可见,求神办事,婚丧嫁娶,无不需要纸马。
晚清《图画日报》所刊宣卷图,案上供有一排纸马
逢年过节,纸马更是少不了的。《红楼梦》中描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只见“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当时举国习俗即是如此,江南更甚,自腊月廿四送灶起,便要在家中供奉焚烧灶王纸马;之后“先几日扫屋尘,供诸神纸马,具牲醴,设果饼,以酬卒岁之平安,曰做年。事毕祭先……”;过年祭拜先祖时,要设家堂纸马;大年初五接财神,又要提前置办五张精致的“路头财马”,分别为招财童子、利市仙官、五路大神、赵公元帅、田公田母。各类纸马称得上是种类繁多,彼时上海的小校场和棋盘街一带,便有众多店铺印制出售纸马,市场繁荣。
“路头财马”
纸马禁令
然而就在八九十年之前,江南地区逢年过节焚烧纸马的习俗竟被知识分子们视为陋习。先是民间有反对春节期间使用纸马的呼声,继而江浙沪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政策,限制纸马的生产与买卖,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奇事。
当时人反对纸马,自然不是像现代人反对燃放烟花爆竹那般,出于环保方面的考量。诚然,纸马有多般不好,焚烧纸马产生灰尘;印制纸马费时费力;购买纸马消耗钱财;纸制品又极易引发火灾,各地多见纸马铺失火的记载。然而,这些通通不是当时人们反对纸马的理由,纸马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纸马太迷信!
早在清末起,便有不少知识分子将中国国运不盛的原因,归结为知识方面的落后,以及人民的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成为了救国良药,与之相对应的“迷信”就该被大加挞伐。而若要“开启民智”,就必须把民众思想中的迷信因素剔除出去,塑造“新民”。“反迷信”成为知识界的共同目标。于是,科学之外的风水、魂魄、鬼神等超自然事物,皆被归为迷信一类。上世纪初,陈独秀在《恶俗篇》中即写到“人们烧香信佛,打醮做会,是上了大当”,“烧香信佛,打醮做会”所需的纸马,连带着被归入迷信一类了。既然灶王爷和财神爷是不存在的,那送灶和接财神时所需要的纸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各大报刊上纷纷开始出现批判焚烧纸马这一陋习的文章。
最终,知识分子们的愿望被官方所采纳,全国各地的寺庙神祠被政府收编,改用作教育事业,寺庙之外的民间习俗,如纸马一类,也开始受到打压。彼时国民政府已完成北伐,终于可以将精力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根据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的构想,不但要消灭“政治之害”,也要断绝“风俗之害”。不幸的是,纸马就被归为了“风俗之害”的一类。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上海教育局上交提案,建议设立“纸马捐”这一税收款项,对于从事纸马这类“迷信”产业者,应课以重税,当做是“社会教育经费”。紧接着,1929年10月,内政部制订了《风俗调查纲要》分发各省,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做准备。与此同时,北平市公安局已开始在年底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禁售阴历年关纸马”的活动。30年初,蒋介石在国府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上强调了改革社会习俗的必要性,内政部令行全国,颁布《取缔经营迷信用品业办法》,限纸马行业的从业人员一年之内改行,再有经营纸马者,纸马会被警察没收,纸马铺的店主经理还会被拘留罚款。
浙江省民政厅转发的风俗调查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