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王朝走向衰朽的大背景下，韩愈的少年生活也颇为动荡。2岁时，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去世，只得由兄长韩会代为抚养，不料之后韩会又英年早逝，寡嫂郑氏带着年幼的他回乡奔丧，却不料又遇到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中原再次陷于战火，韩愈只好随郑氏避居江南宣州（今安徽宣城）。这段苦难生活给韩愈的精神世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得他对中兴大唐、重振家族有着强烈的愿望，这为他日后的崇儒倾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巧合的是，盛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萧颖士、李华等，当时也多因安史之乱的原因，避居在江淮一带，以文章名世的韩愈叔父韩云卿、兄长韩会与他们都有来往的记录，韩愈由此得到了进入这一文学圈的机会。

历史选择了韩愈来接续萧、李未能完成的时代任务，以儒家道德和古文传统改良文学，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明皇幸蜀图》，明，（传）吴彬，纸本设色，纵112厘米，横65厘米，现藏天津博物馆

具体而言，唐代儒学真正的复兴，始于对安史之乱原因的反思。于天宝年间的文儒阶层而言，其多出身于公卿豪门，在思想上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他们中的一批人，将肇乱之因系于科举制度导致的基层空虚，无疑是魏晋以来以礼学维护士族地位的老调重弹，意义不大。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在安史之乱中，士大夫们毫无儒家道德所要求的忠诚与气节，苟且自保，为贼所污的贰臣半于天下。甚至许多人在伪燕（安禄山建立的伪政权）附逆为官后，又声称自己是为贼人逼迫，混过朝廷审查，摇身一变重新在唐为官。乱平之后，萧颖士在《登故宜城赋》中宣告，文儒内部已经意识到当时深刻的道德危机。由此出发，他们开始对开元、天宝年间轰轰烈烈的“以礼为治”运动进行了全面反思，普遍转向汉儒“以德化民”的思路，开始格外强调儒学的道德属性。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如何拯救世风、重新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成为韩愈最为关切的元问题。对他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儒学的缺位。

自唐以来，道教、佛教之间，儒学、佛教之间，都有着漫长的论辩史，这表现出佛教作为外来思想，与本土的文化产生了不少冲突，并且逐渐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优势地位，对中国本土思想的主体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面对这一问题，韩愈创造性地实现了儒家的心性论转向，得以突破当时“内外之分”的思维定式，在“内典”层面与佛教相抗衡。宋人张舜民在《韩愈上下篇》中记载：“昔张籍尝讽愈排释、老不如著书，愈亦尝以书反复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籍激而作之也。”在张籍等人的鼓励之下，韩愈创作出其散文中最重要的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其中最重要的《原道》《原性》二篇，标志着儒家开始心性论转向的开始。

在《原道》篇中，韩愈论述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韩愈回顾了之前的思想史发展，认为发源于儒家的“道德仁义”，也已被杨、墨、老、佛所僭，儒家反而丧失了概念的定义权。由此，他在文中振聋发聩地提出：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重大，其价值在于韩愈重新发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所谓“博爱之谓仁”，不是墨家式的“爱无差等”“兼相爱”，而要用“行而宜之”的“义”节制约束，沿着“仁”的方向行进就是“道”，最终达成“足乎己而无待于外”的至高境界“德”。可以看出，在《原道》篇中，已经出现了后世程朱理学“仁包四德”思想的雏形，“仁”是统御一切的精神核心，“义”是它的分寸和界限，“道”是实践它的方法论，“德”则是沿着这条路达成的终极目标。在这个最终目标中，韩愈特地指出要“足乎己而无待于外”，强调以儒家的仁义之道是可以使人不假外求而安顿内心的。这么一来，儒学就可以打通内外，贯通表里，与佛教、道教相抗衡了。

客观而言，韩愈的心性论、人性论思想，还较为粗疏、原始，到了宋儒那里，对他的批评就逐渐多了起来。如《朱子语类》中朱熹评价其“博爱谓之仁”：“说得却差”，认为以博爱解释仁过于浅薄，只是“大体规模极分明”，认为其不深入的原因是“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见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说他的理论是“无头学问”，但宋儒精深幽微的理学理论，正是沿着韩愈开辟的道路产生的，他的开创之功不容抹杀。

宋刻本《昌黎先生集》，现藏国家典籍博物馆

除了思想层面，就韩愈亲眼所见，当时佛、老之学对于国家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破坏。寺庙占据良田、藏匿人口、逃避赋税，逐渐成为中晚唐难以解决的痼疾，最终引发了晚唐时期武宗灭佛。据《旧唐书·武宗纪》载，会昌年间共计“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从这些数字可见当时佛教对经济的损害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关于韩愈排佛的功绩，除开创心性论之外，最有名的当然是其上《论佛骨表》被贬官一事。当时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的指骨一节，塔三十年一开。中兴大唐的唐宪宗十分青睐佛教，元和十四年（819）正月，恰逢开塔，宪宗皇帝就派遣使者前往法门寺迎佛骨。当时好佛的王公贵族“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狂信佛教的百姓们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这引发了韩愈的极度警惕，他不顾个人安危，写成雄文《论佛骨表》，上书劝谏。在表文中，他历数佛教未传入前，古之帝王长寿者多，东汉之后佛教传入，短寿者众，乃至于梁武帝虔诚事佛，最终“饿死台城，国亦寻灭”，言辞十分激烈。被触怒的宪宗皇帝一度想要处死韩愈，在裴度、崔群奔走营救之下，韩愈最终被远贬为潮州刺史。这表现出韩愈作为儒家士大夫的凛然气概，满朝都迎合皇帝盲信佛教，只有他敢于清醒地表达反对。清人梁章钜《退庵随笔》赞韩愈云：“韩文公胆气最大，当时老子是皇帝祖宗，和尚是国师，韩公一无顾忌，唾骂无所不至，其气意压得他下。”

广东省潮州市韩文公祠。韩愈上《论佛骨表》后，被触怒的宪宗皇帝一度想要处死韩愈，在裴度、崔群奔走营救之下才被远贬潮州，后又移为袁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