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徭薄赋。，太祖在位期间，注意不滥征民力，使农民耕作时间较有保证，并革除五代时的苛征暴敛。据《文献通考》载，乾德四年诏：“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蠲除之”，开宝四年（971年）诏：南汉“无名赋敛，咸蠲除之”。太宗时均两浙杂税，改吴越“亩税三斗”为“亩税一斗”，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兴修水利。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王朝建立后，立即着手修建疏通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漕运四渠（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达到了交通和灌溉并用的效果。

古代劳作

推广优良品种。北宋的统一，为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宋政府首先提倡在江北广种粳稻。太宗淳化四年，雄州知州何承矩将水稻引到河北地区屯种。北方的麦、豆、粟等农作物也逐渐在南方山区播种，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养生息，宋初人口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而迅速上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全国有6864160户，14278040口。天禧四年（1020年）有户9716716，口22717272。十七年间，户与口分别增长了41.6%和59.1%，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0.7%和27.7%，速度可谓惊人。出现了真宗朝“咸平之治”的盛世时代。这一切，为两宋近三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明代永乐元年在籍户口达到明代官方统计最高峰

亲身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朱元璋深知“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的道理，经常告诫臣下：“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安养生息”。大明建立后，他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并使政府控制的人口迅速增加。

一是大批奴婢放良。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令：“囊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者，即日放还，复为民”。并由朝廷赎还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八月，河南开封等府收赎“民间典卖男女凡二百七十四口，计钞一千九百六十余锭”；禁止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违者，依律论罪，仍没其家人口。”当时闽、广地区豪户常将贫民子弟“阉割役使，名曰火者”，明太祖就发布禁令，对重犯则“阉罪抵之，没官为奴”。由于大批奴婢的放良，而获得民籍，使在籍人数大为增加。

二是鼓励农民垦荒。明政权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即认识到“今军务实殷，用度之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将“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为开垦中原荒地，特设“司农司”专司其事。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下令：“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与免杂泛差役；三年后，并依民田起科租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种，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又下令：“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由此，使大批流散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的编户，自耕农的数量大为增加。

三是大力推行屯田。朱元璋诏令流亡者、人多地少的农民和“杂犯以下及官犯私罪者”到“田多未辟，地有遗利”的地区屯种。为了相对减轻农民负担、减少粮食运输的困难，又实行了军屯。洪武三年，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问题，又实行商屯。商屯初行于陕西省北部，后边疆各行省相继效法，得以盛行。推行屯垦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进一步扩大了耕地面积，也就增加了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人数。

四是奖励农桑，兴修水利。明政府规定，有司考课官吏，必书农桑治绩，同时大力发展桑、麻、木棉等农业经济作物，规定棉布等纺织物可替代粮食输官。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大量荒田隙地得到充分利用，并增强了男耕女织的小自耕农自身的生存能力，有利于人口的增殖。此外设立田司专掌水利。据《明太祖实录》载，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全国共缮治塘堰凡四万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〇四十八处。

五是减轻人民赋役负担。明初实行“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的赋役制度。以赋言，江南地区为财赋所出，税率较高。其他地区一般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徭役按照田地多少而定，并在田赋征收和编排力役上，注意到不误农时。正因为这样，明代初期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也很快，据《明成祖实录》卷二十六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重订户籍黄册时统计，全国户数达到11415829户，人口数达到66598337口。也就出现了著名的“永乐盛世”时代。

5.清代乾隆朝人口大幅度增长

满清立国初期，同样面临着地荒丁亡、财尽民穷、社会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局面，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清政府也毫无例外地实行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实行轻徭薄赋。建国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即下令：“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进行蠲免。”后又明确规定：“派征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年间加增进行蠲免。”以上取消的“三饷”和额外加派以及蠲免赋额的措施，对于“苦于征纳已久”的劳动人民，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召集流民垦荒。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首先将山东“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无力者，官给牛种，三年起科。”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又下令：“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堪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之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佥派差徭......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载入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