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器物之所以细致精美，在于有朝廷埋单，可以不计工本、力求完美。但南宋官窑最明显的特点绝不是做工，而是器型。根据窑址出土瓷片经修复后的作品来看，日用品不是主流，更多的是仿古时铜器、玉器等礼器而制成的瓷器。较为典型的有官窑青瓷簋式炉，其形制仿商周青铜簋式样，不过到了宋代，这类器物的功用不再是商周时期用来盛食物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香炉的样式，主要作为礼器使用；同样情况的还有官窑鼎式炉，先秦时期，鼎不仅仅是用来烹煮食物，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对“崇古”的宋人来说，鼎也可以作为供香的香炉；官窑觚更是给人一种古物新生的既视感，作为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酒器，觚在宋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存在，但南宋官窑却用另一种方式让它重现人间，不再以青铜铸造，而是釉色粉青、胎骨灰黑的瓷觚。不知千年前的孔夫子看见这一瓷觚，会不会也有“觚不觚”之叹。此外，仿古青铜器而制的作品还有官窑樽式炉、鬲式炉、琮式瓶等等，甚至可以说南宋官窑的瓷制古礼器不仅是宋代复古之风最直接的反映，也是中国瓷器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的创造。

官窑青瓷簋，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所以，为什么南宋官窑里会出现这么多仿古青铜礼器或古玉礼器的器型？很大程度取决于时代背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朝皇家向来注重祭祀，一年之中祭天、祭地、祭社稷、祭郊坛、祭宗庙等大型祭祀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各种中、小祭祀活动，宋代也不例外。古时候的礼器主要以青铜、玉为材质制作，陶瓷主要还是制作生活用品，即使到瓷业已非常发达的北宋，依然是日用品瓷器占主导地位。在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响下，宋朝皇室也兴起复古之风，宋徽宗个人对瓷的青睐让瓷器地位迅速提升，加上这位“青铜”皇帝在宫中收藏了大量古董礼器并编撰成书，这些客观因素都极大解决了官窑烧制仿古礼器时的技术难题，也是其他民窑不具备的条件。

官窑青瓷弦纹贯耳壶，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真正让瓷制品登上国之礼器尊位的，是一场国难。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宫中礼器多佚失。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南渡后宋高宗自然需要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撑起来。建炎二年（1128），尚未摆脱亡国危机的宋高宗刚到扬州就设立郊坛开始祭祀，但当时大家都是逃难而来，哪有礼器举行祭祀？于是高宗向还滞留在汴京的官员发出号召，让他们南渡时带着礼器，可见当时宋室礼器匮乏。不料第二年金兵继续南犯，高宗仓皇南逃，那些好不容易从汴梁带出来的礼器又在途中“尽皆散失”。所以南宋从建立之时起，皇室就面临缺礼器的困境，加上偏安江南，国力未实，要想使祭祀延续，就不得不权变。南宋地方志《咸淳临安志·郊庙》有段关键的记载：

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

意思说得很明白，祭祀是国家大事，规格不能偏废，只是所用礼器本应用铜、玉制成，当下没有这个条件，咱就先用陶瓷、木头制作的替代。帝王出驾时仪仗队的旗帜本来应该用华丽且珍贵的文绣布料制作，现在也因陋就简，用有花纹的丝织品替代也成。

面对如此海量的祭器需求，自然得设窑场进行烧制，起初南宋朝廷采用的是“官搭民窑”的方法，与地方大窑合作，先后在绍兴府余姚县、平江府等地的窑场下单，令他们烧制宫廷祭器。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余姚和平江的窑场也算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已在宁波慈溪市的低岭头发现“余姚官窑”窑址，此地南宋时属于绍兴府余姚县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为宫里烧制礼器的窑场。到绍兴十三年（1143）后，由于宋高宗对余姚县和平江府两地所生产的祭器始终不满，索性决定自己办窑场，专款专用，于是先后设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官窑——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这两个窑口因是皇家专设，烧制标准、规格也比较高，从这里出来的祭器也总算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此后两座官窑始终为宋廷承担着烧造礼器以及其他陈设器、生活用瓷的使命，直到南宋灭亡。

尽管存世量稀少，但官窑位列五大名窑的显赫地位始终无法撼动。因为正是自南宋官窑始，瓷器不再只是用于饮食的餐具、茶具或是陈设、把玩的生活用品，而一跃成为国家正式典礼所用的祭器。这些造型古典的器物最初为宫廷庙堂采用，后来向中下层社会普及，深刻影响了世俗日常生活，这种瓷器复古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依然很常见。可以说，南宋官窑的设立，让瓷器的礼器功能开始彰显，开辟了新路线，尽管这背后藏着一段山河破碎风飘絮的血泪史，但它们对社会及后世造成的深远影响，也足以让其在众多名窑里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