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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1879年,在与西方列强谈判改约失败后,新上任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向政府提议,建造一栋豪华欧式迎宾馆用以招待欧美宾客,在博得列强好感的基础上,再行改约计划。1883年,历时3年、耗费巨资的“鹿鸣馆”落成,这也是日本官方第一座大型西式园林建筑。此后,日本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富商经常带着家眷在这里大摆酒宴或举办晚会、舞会,有时甚至笙歌不绝、彻夜狂欢。

“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鹿鸣馆

1887年与列强改约谈判期间,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多次在鹿鸣馆和首相官邸举行各种社交活动。某次,伊藤博文在官邸举办化妆舞会,应邀而来的各国外交官及宾客有400多人。为给众人助兴,伊藤博文不惜以首相之尊而扮成“威尼斯商人”,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则扮成“奇兵队”队员,内大臣三条实美的夫人扮作乡下姑娘,外务卿井上馨也当场献演曲艺节目。这一晚,种种不堪、庸俗与浅薄激怒了众多无缘与会的京城中人,有骂他们“烛光冲天、丝毫不顾重税下沦为饿鬼的苍生”的,有抨击其“贵族式的欧化”的,也有嘲讽晚会“羡杀、笑杀、惊杀、恼杀了整个首都”的,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日本近代史上有一个名词叫“鹿鸣馆时代”,即官方主动提倡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文化全部“西化”的年代,而最热衷于此的政要莫过于前面那位主角伊藤博文。据说,伊藤博文并不信仰基督教,但他没事却常常往教堂里跑,目的无他:以示“开化”耳。

“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如此表现并不奇怪,早在美国考察期间,即由他主笔撰写了明治政府未来的一个工作要点:“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此精神指导下,明治政府不仅颁布法令移风易俗,而且日本天皇及政府官员也都带头示范,令西方文明之风强行吹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此前,日本男子留长发挽成大髻,貌似道士模样,武士还佩双刀;而日本少女喜欢往脸上擦白粉,已婚妇女则染黑牙甚至有剃眉的做法。

明治维新后,城里男人变化最快,他们剃掉长发换成西式短发分头(有的连胡子也模仿洋人),加上各式礼帽和西洋伞,新派人物们常在街头招摇过市,顾盼自雄,那些不懂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在此影响下,城里女人们也很快焕然一新,明治皇后在1873年即以真眉毛和未涂黑的牙齿示人。到19世纪末,城里已很难看到旧时长发,不过传统风格在乡间仍盘踞多年。

戴季陶清末时留学日本,据其观察,当时的乡下农夫和藩主武士虽说早已脱离了主从关系,但老一辈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老百姓们依旧“伏道郊迎”,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直到二三十年后,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的人没有直接受过他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到这个时候,封建观念才渐渐淡薄下来,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

社会风俗的演化也是如此,就像清末开始的剪辫与放足运动,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偏远地区仍有留长辫者,缠足在西北地区更是普遍化,以至于延安时期仍在颁布禁止缠足的命令。

“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开化好男子

服装的变化最容易观察,也让日本换了个新模样。明治维新后,规定政府官员、教员等全部改穿西装(尽管他们回到家中仍穿传统和服),军队和学校也都改穿西式制服。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到面目一新。不过,对于日本的这些新变化,当时中国的士人们却很不以为然,1875年森有礼与李鸿章的一番对话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原为萨摩藩士之子的森有礼无疑是典型的新派西化人物,其未及弱冠即远赴英伦三岛求学,后又往美国继续攻读。学成归国后,森有礼于1870年就任日本驻美公使,之后又回国担任过外交大丞、外务少辅等职。1875年12月,被日本任命为驻华公使的森有礼前往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在讨论朝鲜问题之余谈起中西文化的差异,三十出头的森有礼一番高论,让年过半百的李鸿章感到很是不快。

会谈中,李鸿章问:“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很是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李鸿章听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否?”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微微一笑:“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这时,日本使馆代办郑永宁代为回答说:“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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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李鸿章很是不以为然,他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道:“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国旧有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反驳说:“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说:“如我国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年前,我们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摇头道:“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森有礼说:“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听了森有礼这一大段话,李鸿章微微有些怒意:“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坦然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为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话不投机之下,李鸿章断然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也没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哼了一声,强调道:“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

日本改变的还不仅仅是发型和服装。在饮食方面,随着西方人的大量涌入,其西式糕点、啤酒、葡萄酒、咖啡、冰水、各种清凉饮料以及西菜等也在日本开始大行其道;明治维新后的官厅、公署、学校、银行、工厂等,也都大量采用西式造法。随着自来水管、瓦斯灯等的陆续铺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福泽谕吉曾这样描绘当时日本国民学习西洋文明的热情:“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物,……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者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早在1873年,他即与森有礼、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人组织了一个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一年后,“明六社”会员发展到30多人,他们都是当时日本最新潮的西学家和思想教育界的名流,其中尤以福泽谕吉影响最大,其鼓吹文明开化的著作《劝学篇》甚至被当作小学课本和民众读本而广为流传。

“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福泽谕吉

当然,服装发型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只是表面,日本对铁路、电报等西方事物的快速引进,才真正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西化。1872年夏,日本从品川(在东京)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正式通车;20年后,日本铁路里程超过3000公里,电报线达6000公里;到1903年,每天有15000人出入于东京涩谷的火车站,而在这时,电车早已在东京街市上叮当作响了。

日本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堪称毫不迟疑。1882年,爱迪生电力公司在纽约创立世界首家发电厂后,仅过了5年,日本也有了自己的民用电;1895年,京都引进了日本第一辆电车,此时距美国里士满的世界第一辆电车出现仅晚8年。不仅如此,日本还发明了本国特色的“东洋车”,此即中华民国后风行上海、北京的黄包车(人力车),大大丰富了东亚的公共交通方式。

由于人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有一个既畏又憎的过程,但“攘夷运动”结束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新的排外风潮,反而在各行业大量引入外国专家,其中尤以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及负责教育的文部省外聘专家最多。据统计,仅1868—1875年,日本外聘专家即达到2497人次,其中以1875年为最多(约530人)。

为吸引优秀的外国人才来日本服务,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很高的待遇。以薪俸为例,当时日本职位最高的太政官,其月薪不过800日元,一般的部长月薪只有500日元,而外籍专家月薪通常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专家甚至高达2000日元。

当然,一向精明的日本人很快就收回了成本。据大隈重信的回忆,日本在1870年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时,“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火车司机,皆用外国人”;仅过了8年,在修筑京都至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开始自主设计;再过几年,日本铁路上“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从向西方学习到完全掌握铁路设计建造技术,日本仅花了10来年时间,而在其他行业上,也莫不如此。到19世纪80年代后,在日外国专家逐渐减少,各行业担当大任的都换成了本国人。

“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近代日本铁路

1889年,英国著名诗人爱德温来日本访问,其在欢迎宴会上盛赞日本景色宜人、艺术精致、民风淳朴,这些本来都是奉承话,但让大诗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表示不满,原因是:爱德温只赞扬日本的传统与艺术而丝毫没有提及日本在产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进步,而后者才是日本人最希望听到的。

说白了,当时日本舆论最珍视的其实是“西化”程度,如果能得到西方人的正视与承认,那他们就更加开心而自信了。事实上,日本人在追求西化的路上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有人以为西装革履外加阿Q所畏惧的那根“文明棍”,或如新女性们打着阳伞夹着书本就是文明开化了——有的人甚至进了屋还打着伞。培里率黑船来日本时,日本人将美国人赠送的牛肉随手丢进海里,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却认为不吃牛肉简直不能算文明,甚至有人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地吃起了牛肉火锅。

当然,和日本相比,清廷在对待西方事物问题上不但可笑而且畏缩。1875年,由于云南“马嘉理”一案,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中国式”的推诿与抗拒火冒三丈,其大骂总理衙门官员:“自咸丰十一年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了一岁!”

同光时期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严肃而又最荒唐可笑的莫过于亲递国书和下跪问题。从乾隆末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到嘉庆年间的阿美士德使团,都在这一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然而,乾隆时的国力尚可与英国相捋,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中西方地位已然易位。之后,因为换约问题而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到了这地步,咸丰最担心的仍旧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清帝而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好在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不断长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1873年同治亲政后,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经过反复交涉,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

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

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地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

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年7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此处有个细节颇值得注意,按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显然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当然,日本开国之初也同样存在东西礼仪冲突问题。1868年3月,英国公使帕克斯在谒见天皇的路上突遭两名刺客的袭击,前导的兵士被打伤。惊吓之余,帕克斯被迫中止了觐见。后来查明,刺客之所以要行刺,主要原因是愤慨于外夷参朝而不遵古礼,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绳手事件”。但是,日本并未因这一事件而中断西化的进程,在1869年后,日本设立外务省并开始向各国派遣常驻使臣与领事官。反观中国,因为清廷高层数十年的认识隔膜与引导不当,最终在庚子年走入排外风潮的死胡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当时看来,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急切之态让人感觉有些刻意取媚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最终取得了成果。1888年2月,井上馨因在改约谈判中让步太大而被迫辞职,大隈重信出任外相。之后,日本于1889年相继与美、德、俄签订新约,与英国的改约谈判也成功在望。

“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

井上馨

这一事件后,日本与英国的改约谈判再次搁浅。直到1891年,俄国决定开工建造西伯利亚铁路,感到远东地位受到威胁的英国才一改之前的态度而变得积极起来。对此,日本方面也是心领神会,其有意识地利用英俄矛盾来推动改约谈判,而英国也希望借助崛起的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势头,双方一拍即合,后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废除了治外法权,多数商品的关税率也改由日本自定。之后,其他各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新约。1911年,日本再次与欧美各国签订新约,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彻底摆脱了打开国门后不平等、受歧视的国际地位。

(责任编辑:陈蕊 zx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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