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士大夫或科举不第的文人积极参与类书、杂字书的编撰，使得白银知识随书籍逐渐拓展下渗到各地乡村，至清晚期几乎已在全国普及。同时，大多数日用书、杂字书虽质量稍显粗略，但因价格低廉，成为当时民众易见易得的畅销书。这些书籍加强了各地民众对白银知识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百姓日常用银的担忧，部分契约所见京师、直隶、山西等地交易大额用银比例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证。

用于辨别银子的手抄本资料图片

认知与流通：白银知识与南北用银差异

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用银有着明显区别，明万历时期郝敬曾言：“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乾隆初皇帝要求各地督抚奏报当地用银用钱情况，由其反馈结果可知，清初江南大多地区无论大小交易，知用银而不知用钱。“即厘数之间，亦皆用银”，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用银倾向明显高于用钱，而北方五省“收买粮食、布匹、棉花等类，市上俱用钱文”，可见南北用银差异明显。除经济、自然环境等因素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这与各地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影响其对白银的认知水平有关。

就南北方文化程度而言，明清时期的南方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除商书、日用类书、杂字书等大量发行等原因外，各地私塾义学兴盛，大众教育较为发达，民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从现有史料可知，南方识字率要明显高于北方。明人张岱就曾指出苏杭地区村夫俗子已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再如清代经商风气浓厚的徽州地区，当地民众普遍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两湖、江西地区民众重视教育，因而其地在清代科举中也较为兴盛。识字率高显然是学习白银知识的前提，乾隆时期江苏巡抚就曾指出：“江南民多识字，村农孺子多知平色书算。”而对于福建、广东等地而言，大量家庭成员多有经商之举，子弟学徒经商也需掌握货币常识，因此也促进了相关知识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