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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认知与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

自明代始,白银因其币值稳定、易于携带等特点,被作为货币广泛流通。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在明清白银大量使用所涉及的诸多因素中,大众白银知识与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正如法国学者福柯“知识权力论”阐释的那样,知识与权力是共生共谋关系。就货币而论,拥有相关知识的人就有权力并能获取相应利益。揆诸史实,在明清市场交易中,南北地域之间、不同对象之间,白银的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别。而这种差别除了国家政策导向、货币供给、市场发育等因素之外,也与普通民众对白银货币的认知水平息息相关。因此,从民众知识层面考察白银的行用情况,或许能为明清白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换言之,民众对白银知识的掌握程度,反映其对使用白银的倾向,而认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谁会在白银行用时获取利益。无疑,白银认知影响了白银的流通。

白银认知与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

一些银元里灌铅、铜造假,把银元锯开就是图示形状。载于《新增各国银式论解》(光绪刻本)资料图片

白银认知与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

用于辨别银子的手抄本资料图片

书籍与市场:日常白银知识的形成与传播

唐宋以来,随着白银作为货币不断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白银知识也开始逐渐形成和传播。到了元明时期,如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和元末明初《格古要论》等均指出白银成色特征,但此时白银认知更多是作为“宝物”“古物”类的奢侈品为前提的,受众也多为贵族、士大夫阶层。随着明中叶白银大量流入,尤其江南和东南地区白银广泛使用,商人因商品交易频繁,白银需求增加,于是不断总结用银经验,并将其编入商书中,以方便相关知识的传播。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明清时期商书较前代大为发展,不过从传播空间而言,北方地区的商书流传相对较少,商书主要集中在商业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江南、东南地区,并且部分商书中有专门关于货币使用的记载。如明末流行于江南、福建一带的《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就记载八成、九成、九二三、九五六等成色银两的特征,由此表明面向大众的白银知识在南方渐趋成熟。

到了清代,随着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白银使用更为广泛。于是在康乾时期就编撰有专门记载白银成色的“银谱”类专书,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冯琢珩刊刻的《辨银谱》中提及“断银歌”“三十一样查”“三十样口”等各种歌诀,囊括了各种白银的成色、形状、特征等,此后该书被众多商人纷纷出资刊刻而在南方广泛流传。再如乾隆六年(1741年)宁寿堂商号所刊《银谱》,除记载银两成色外,还对直隶、山东、山西等全国20余地的银色标准进行记录,方便了市场扩大形势下商人的跨区域贸易活动。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刊印的《商贾便览》中所收录的《平秤市谱》《辨银谱总论》等条目,除包括一般《银谱》的银色内容外,还增加了辨银的步骤和要领等,对行商有重要参考价值。

商书和银谱使得白银知识更加细化,在其影响下,面向大众的珠算书、杂字书、指南书中也有对白银知识的相关记载。白银成色知识已逐渐深入乡间,如清乾隆时期编订的《幼学杂字·银色门》对银色作出通俗的解释:“新倾九五,九三白丝。煽银火盖,收银水丝。化京箍儿,槌汁画丝。足曹土镛,油火关丝……”不仅辨别银色知识,而且白银称量知识也逐渐用于民众珠算教学中。如康熙时沈士桂所著《简捷易明算法》提到的“堆垛银数法歌诀”,就是专门针对白银重量换算时,两、钱、分、厘多位数累加不便而创作的。这些便于记诵的辨银歌诀、计算歌诀等逐渐传播至基层,方便了大众了解白银知识。可以说,明至清前期,以江南、福建地区为代表,日常白银知识已然形成并在民众中得到较好传播。

清中后期随着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地域商帮的崛起,商品经济空前繁荣。随着贸易的频繁往来,白银也大量流入北方,从而增加了北方民众更多接触和使用白银的可能性。而伴随着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商书、类书等出版中心由明代的福建、江南、徽州等地,逐渐扩张至清代的内陆甚至边疆地区。于是,以往多流传于江南地区的商书也逐渐流传至内陆,如前揭《辨银谱》等书籍,在清中期以后的北方商人中广泛传播,传抄与复刻的版本也较多,其中典型如山西商人参考该书并根据自身经验创作的《周行银色歌》等,成为晋商学徒成商的教材。该书对银两成色、戥子使用等知识在各地民间传播也多有裨益。

此外,士大夫或科举不第的文人积极参与类书、杂字书的编撰,使得白银知识随书籍逐渐拓展下渗到各地乡村,至清晚期几乎已在全国普及。同时,大多数日用书、杂字书虽质量稍显粗略,但因价格低廉,成为当时民众易见易得的畅销书。这些书籍加强了各地民众对白银知识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百姓日常用银的担忧,部分契约所见京师、直隶、山西等地交易大额用银比例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证。

白银认知与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

用于辨别银子的手抄本资料图片

认知与流通:白银知识与南北用银差异

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用银有着明显区别,明万历时期郝敬曾言:“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乾隆初皇帝要求各地督抚奏报当地用银用钱情况,由其反馈结果可知,清初江南大多地区无论大小交易,知用银而不知用钱。“即厘数之间,亦皆用银”,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用银倾向明显高于用钱,而北方五省“收买粮食、布匹、棉花等类,市上俱用钱文”,可见南北用银差异明显。除经济、自然环境等因素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这与各地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影响其对白银的认知水平有关。

就南北方文化程度而言,明清时期的南方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除商书、日用类书、杂字书等大量发行等原因外,各地私塾义学兴盛,大众教育较为发达,民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从现有史料可知,南方识字率要明显高于北方。明人张岱就曾指出苏杭地区村夫俗子已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再如清代经商风气浓厚的徽州地区,当地民众普遍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两湖、江西地区民众重视教育,因而其地在清代科举中也较为兴盛。识字率高显然是学习白银知识的前提,乾隆时期江苏巡抚就曾指出:“江南民多识字,村农孺子多知平色书算。”而对于福建、广东等地而言,大量家庭成员多有经商之举,子弟学徒经商也需掌握货币常识,因此也促进了相关知识的学习。

南北方民众对于白银认知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戥头和银色的掌握。首先,就戥头知识而言,戥头是一种比较精密的小秤,作为古代称量白银的工具至明代得到发展和推广。晚明传教士克路士根据对江南的观察后记载:“只通过金银的重量,每件东西都按重量买卖,因此人人在家里都有秤和秤砣,那都是非常完备的”(《中国志》)。再如明末的福建“今民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由此可见,白银称量知识在南方已深入乡村,而在明代北方广大地区则较为少见。其次,就银色知识而言,南北也存在一定差异。明清时期,银色知识在南方部分地区民众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典型如明中后期至清代苏州、徽州、闽南等田土交易契约中就根据银色划分出多种名称,成色高的称“纹银”,而低成色的则称“八成花银”“九三银”“梅花银”等,说明银色在当地已有相应共识,而“北方乡曲之氓,且多不识银色,尤以用钱为宜”。据此可知,南北方民众货币知识差异比较明显。

但也必须指出,在中国南北区域内部,也存在一些局部性差异。譬如南方虽多用银,但在一些边缘山区,由于大部分民众较为贫困,也存在用钱的情况。以粤西山区为例,其山民多以用钱为习惯,而闽北山区甚至出现用谷物交易土地等情况。然而在一些特定山区,或因山林资源丰富,或因矿业开发,山区商品经济发达,导致用银依然较为兴盛。这也表明,除了白银知识之外,用银多少也与财富的积累、贸易发展程度等因素有关。同样,在北方虽多用钱,但在商品贸易较为发达的局部地区,如明代山东临清州因运河而兴,也存在大量用银的情况,只是相对南方而言,还是较为少见。

因此,明清时期的白银行用范围的不同,除白银流入量、商品经济水平、民间习惯等因素外,白银认知水平也是造成地域流通差异的重要原因。北方教育水平、文化普及等,与大部分南方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南方白银知识传播较广导致白银使用较普遍。地域用银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白银认知水平对白银流通的影响。

白银认知与明清时期的白银流通

清代称量银子的戥头资料图片

知识与权力:白银行用中的利益获取

除前揭白银行用地域范围的差异外,明清时期白银使用领域也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交易对象不同,而所用银色有别。因此,拥有知识的人便容易从中获取利益,反之则受损,白银行用中的利益获取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反映。

据史料记载,西方传教士曾观察发现中国白银流通过程中,民间用银的成色从八成到十成不等。从具体行用的角度而言,民众在购买日用食品或客栈住店、缴纳赋税时,使用的白银成色是不同的,譬如一般将“低潮银”(六七成)用于食品等小额交易,而缴税则需要足色银。如此一来,为防止利益受损,有些名目的交易必须加减成色,如《商贾便览》中就将白银灌铅铜的“倾煎论色”问题清晰展现。可见实际交易中,大多需要更改成色而支付相应商品,这不仅要求交易双方都明确各项交易对象所需银色,也需获取更改银色的知识。

官府、商人、银匠等拥有较多的白银知识,与百姓发生经济往来时便有广阔的套利空间。首先,官府征田税时要求乡民必须用银两,实际上大多数农民手中只有铜钱,遂只能赴银铺兑换,银铺专业人士由于熟谙白银知识而多从中取利,百姓利益容易在兑换中受损。其次,所缴银至官府,官府常雇佣银匠或设立官银匠辨别税银银色,并对百姓所缴税银进行处理,实际上多以低银色为由令民赔补。同时,一些经手者在称量白银时多不将戥砣放于准星,又常将戥砣游移不定,造成称量不准继而多收银两。再次,商人对戥头和成色亦较为了解,而缺乏白银知识的其他社会群体与之交易,则容易上当受骗。商人在戥头上做手脚便可轻松从民众手中牟利,如雍正时期顺天府周边奸商每遇交易兑银时节,即使用大戥蒙骗百姓。可以说,知识与权力、利益正是互恰共生的,拥有白银知识的人在白银流通时更能占有权力并获取利益。

在以往货币史研究中,我们经常强调国家信用在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重要地位。而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审视,民众对白银也有一个认知、接受和使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纽带便是货币知识。货币能否流通顺畅,一定程度上基于货币知识在民众心里产生的影响和认知程度。明代民众的日常白银知识水平存在南高北低差异,因此也带来南方多用银、北方多用钱的局面。而到了清代,随着白银流入量增大及市场发展,出版行业快速发展使得白银知识由南向北扩散,白银的行用范围也扩展到全国,加上制钱供给较充足,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小额用钱、大额银钱兼用的新格局。知识和实践相互促进,白银的流入与使用促进白银知识的增长,白银知识的普及也进一步扩展了白银的流通与行用,如此反复,相互影响,由此可以证明白银认知程度与白银流通广度存在一种耦合关系。借此可以思考,一个新货币体系的构建和使用,除考虑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因素外,也应考虑到民众的知识因素。当下的货币史研究中,考察政治经济层面的可谓主流,当然也是根本,但从日常知识与技术操作层面入手,或许不失为未来货币史研究的一大突破点。

(责任编辑:陈蕊 zx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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