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这篇叙诡笔记没有诡事，却有趣事，写作动机是笔者亲历的一件小事。
我家旁边有个物美超市，可坐直梯上到三层，有一天我懒得多走路，就坐上了直梯。有个四五岁的男孩叫嚷着非要去摁三层的按钮，但是不知哪个手快的，已经把按钮给摁了，男孩一看不干了，一边哭一边说要打那个抢在他前面摁钮的人，他妈妈抱着他不停哄：“对对对，他手欠，该打，该打！”男孩还不干：“都要打，都要打！”他妈妈说：“那好，都打，都打！”话音未落，男孩伸手给了旁边一位保洁工人一下，保洁工人咧开嘴一笑，那男孩又去打一个女高中生，女高中生不干了：“干吗呀你？”男孩的妈妈竟嚷了起来：“哎呀挺大的一个人了，跟一孩子较什么劲？还真能打疼你啊？”这时电梯门开了，大家赶紧出了电梯，男孩没占到更多的便宜，又哭了起来，剩下那个妈妈一边哄他一边抱怨不休……
近年来，我们国家的“熊孩子”越来越多。孩子天真可爱，偶尔做些淘气出格的事儿，谁都能理解，但是如果连打架伤人、损毁公物、寻衅滋事这样的行径也能以“他还是个孩子”原谅之，那么无疑是对人类社会赖以形成和维持的基本准则的违背和挑战，每个人必须在尊重他人、尊重法律、尊重规则的前提下行为处事。
而造成“熊孩子”日益增多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很多父母对孩子过于骄纵和宠溺，他们只呵护，不管理，只放任，不规范，把阻止孩子肆意妄为的每一根栅栏拆除，让他们信马由缰地奔向未来的悬崖。
而我国古代的教育理念，本不是这样的。
一
一包鱼干惹来的训斥
现代人一说古时候的教育就是“严父慈母”，好像当爸爸的天生就得扮黑脸，而妈妈则负责打一棒子之后那个“给糖的”，事实上，如果阅读古代笔记，不难发现，有出息的孩子往往都有个“严母”。
《世说新语》所记，东晋时期的名将陶侃，少年时代虽然有安邦定国的志向，但家里贫困，想结交个社会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人都没有机会。同郡的孝廉范逵一向都知道他的才名，有一天特地来探望。那天恰逢连日风雪，陶侃的家里米缸见底，偏偏又带来了大批的车马仆从。陶侃正发愁，不知该怎么办好，他妈妈湛氏说：“范逵是个名人，你一定要和他结交，留他在家里住上一夜，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范逵与陶侃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但看出他家极穷，正准备告辞，只见陶侃的妈妈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屋子里的火也烧得很旺，就连马匹也都有足够吃的草料，这才放心地留宿。第二天一觉醒来，他才了解到，原来陶侃的妈妈把头发剪了，卖给收假发的，换钱买了米面和菜肉，又把屋子里的几根柱子都削下一些来做柴烧，还把草垫子割碎了做草料喂马。范逵非常感动，觉得陶侃本来就有才华，又有这么一位深明事理的母亲，一定有前途，于是回到洛阳后，就在羊晫、顾荣等名士面前称赞陶侃，使陶侃知名度大涨。
不久，陶侃被任命为负责监管国家鱼池的官员——鱼梁吏，陶侃上任不久，因为心疼母亲衣食无着，就趁着“工作便利”，弄了点儿鱼干给母亲寄去，谁知湛氏收到一看，勃然大怒，原物递回，并附书信一封，狠狠地教训儿子说：“你当官没多久，就敢把国家的东西拿来赠给我，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哪里是孝顺我，分别是增加我的担忧！”吓得陶侃连连认错。
在古代，因为微小的过失，挨过老妈骂不算什么，还有挨老妈打的，比如陈尧咨——如果不记得他是谁的话，应该回去翻翻初中课本，找到欧阳修所著的那篇《卖油翁》重读一遍，没错，陈尧咨就是引得卖油翁“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的神射手。
明代笔记《夜航船》中收录了这么一则轶事，陈尧咨驻守了一段时间荆南，回到家里，他妈妈冯氏问：“你在地方上有什么了不起的为政之道啊？”陈尧咨立刻开始显摆：“荆南那地方是战略要地，当地尚武，所以他们对我的射箭才能没有不叹服的。”老太太一听就火冒三丈：“以忠孝之道治政辅国，是你爸爸对你们几个孩子的遗训(陈尧咨的父亲陈省华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你在地方上不专心琢磨怎么造福百姓，却靠着射箭扬名一方，这难道是国家给你官做、给你俸禄的回报吗？”冯氏越说越气，抡起拐杖就打，一下子把陈尧咨戴的金鱼配饰打得粉碎。
二
晚上学习吃“黄连熊胆丸”
前面提到的欧阳修，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欧阳修四岁的时候没了爸爸，其母郑氏教他读书，“家贫，乏纸笔”，郑氏就用芦秆在地上画着教儿子写字，要求十分严格，欧阳修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大概不能证明其母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也许有人会说：“欧阳修的妈妈是因为家里穷，所以才逼着孩子学习改变命运。”错，古代有钱人的家庭，但凡希望孩子有所作为的，往往也是“严母”上阵。比如唐朝大臣柳公绰(柳公权的哥哥)的妻子韩氏，家里相当富裕，但为了鼓励孩子上进，“常粉苦参、黄连和熊胆为丸”，让他们晚上熬夜读书时含着，一来提神，二来让他们知道学习就是个苦差事，不刻苦就别想有所成就。
在我国古代，“好妈妈”们除了对孩子的品行和学习要求严格，还特别重视“大节”不能有亏——所谓“大节”就是对国家的绝对忠诚。
清代王士禛所著笔记《池北偶谈》中，写左懋第(明末民族英雄)的一个远房弟弟家里闹狐妖，白天黑夜的搞得一家人不得安生，左懋第那时在北京当官，远房弟弟在给他写信时提到这件事，左懋第在回信中说：“邪不干正，对任何妖异的事情，只要自己心胸坦荡，自然可以将其驱除。”不久之后，那只狐妖突然现身对其弟说：“既然左公说话了，我岂敢再留在你们家。”从此一去不返——“公浩然之气，通乎鬼神如此”。
狐妖之事，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奇谈，但是左懋第的正直爱国，却是时人有口皆碑的事情，这与他的母亲陈氏的教育密切相关，
“莱阳左公母也，知书，有大节”。明崇祯甲申年，李自成的起义军逼近京师，当时左懋第正在江左一带督师，他的妈妈住在北京。三月，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一根绳子上了吊，文武百官有的投降“新朝”，有的自杀殉国，还有不少选择了出逃。左懋第的从兄、吏部侍郎左懋泰赶着大车载着陈氏，逃出京城，跟随他们一起逃难的还有两位官员。陈氏一路上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跑到白沟的时候，陈氏突然仰天长叹：“这里莫不就是张叔夜以身殉国的地方吗？”——张叔夜是北宋爱国将领，靖康之变时，战败被俘，被押解到白沟时，问身边人这是哪里，人家告诉他这是宋金的国界，张叔夜说我死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于是自杀——陈氏把左懋泰和另外两个官员叫到身边，痛斥他们身受国恩，不能救亡也就罢了，竟然连以身殉国的勇气都没有，又让他们给儿子左懋第带话：“吾妇人，身受国恩，不能草间偷活，寄语吾儿勉之，勿以我为念。”
“言讫而死”。
一年后，左懋第以南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使北京，被多尔衮扣押，坚决不投降，最终遭到杀害，临死前留下绝命诗“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三
老天赐钱养贤母
有些浅薄之辈也许会嘲讽陈氏，“当妈的教育儿子应该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哪里有撺掇他以身殉国的？”中国古代的很多伦理道德，在今人看来很可笑，“如无苌弘血，难有日光浴”，这是相当一部分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凡是行为做事，必须有好处，不然就“亏了”，所以对于下面要讲的这位母亲的做法，他们肯定是无法认同的——虽然他们一定会很喜欢那个结果。
这件事在元代学者杨瑀所著《山居新语》和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里都有记录，但是考虑到前者成书较早、事件记叙得较为详细，所以这里笔者权且用前者作为讲述的“底稿”。
“有一卖菜人，早往市中卖菜，半途忽拾钞一束”。卖菜人非常高兴，看着天色还是灰蒙蒙的，就躲到树林子里藏好，等天亮了才打开那束钱数了一数，一共十五锭，他就拿了一锭跑到集市上买了肉和米，放在挑担里，也不卖菜了，喜滋滋地跑回了家。
老妈一看，菜没卖一棵，反倒是拿回了米肉，就问儿子是怎么一回事？儿子倒也老实，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老妈一听勃然大怒：“你捡了人家丢失的钱，失主会多么着急，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赶紧送回去，不然我可要报官了！”儿子不愿意：“我这钱是捡的又不是偷的，你让我送还，我都不知道失主是谁。”老妈说：“你从哪儿捡的，就到哪儿去等失主！失主发现丢了钱，肯定会回来找的。”然后又从家里找出一锭钱补齐。
卖菜人没办法，只好“携往其处”，等了一阵子，“果有寻物者至”。卖菜人把钱还给他，附近围观的人纷纷夸奖他拾金不昧，并劝那失主拿出一部分钱来作为“谢金”赠给卖菜人，谁知失主是个黑心肠的家伙，不但不谢谢卖菜人，看他农民装束，相貌憨实，反而大声叫嚷起来：“我丢了三十锭，如今他只给我十五锭，另外那十五锭哪里去了？还说什么‘谢金’，我非让他赔足我三十锭不可！”
卖菜人一下子傻了眼，一时间竟然哭了起来：“我妈说让我不要贪图捡来的钱，谁知我把钱还给失主，反倒是这个下场……”
失主揪着卖菜人跑到县衙去告状。县令是以明察秋毫而著称的聂以道，他听完原告和被告的陈词，没有轻易下判断，而是遣人悄悄地把卖菜人的妈妈找到后堂，问了一下情况，母子俩的口供完全一样，由于事情发生得突然，无论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母子俩“串供”的可能，所以很明显卖菜人说的是真话。聂以道心里有了数，重新回到堂上，问卖菜人：“你捡的那一束钱是十五锭对吗？”卖菜人称是。他又问失主：“你丢的一束钱是三十锭对吗？”失主扬着脖子说没错。聂以道让文书按照他俩说的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画押，然后判道：既然卖菜人捡的是十五锭，失主丢的是三十锭，“如此则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钞”，然后对卖菜人说：“你捡那十五锭，是老天赐给你赡养贤母的。”又对失主说：“尔所失三十锭，当在别处，可自寻之。”
卖菜人喜出望外地回家去了，那个讹诈不成一场空的失主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被聂以道轰出了县衙。“闻者莫不称善”。
我喜欢看这种好人有好报的故事，虽然好报来得有点儿曲折，但只要结尾是美好的，一切就都是美好的，虽然现实中做了好事被讹诈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样的人总会有一位教他走正道的好妈妈，而讹诈者多半“起根儿”就是个有人生没人教的坏胚——谁又能说老天爷不长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