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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南迁争议:蔡元培力挺 鲁迅冷嘲热讽

2017-05-04 14:50:14    中国网  参与评论()人

台北故宫收藏的汉朝玉角形杯

台北故宫收藏的战国玉螭纹觿

肖伊绯

如今去台北地区旅游的大陆游客,台北故宫博物院基本上是必去之处,因为那里收藏了当年国民党从大陆运走的珍贵文物。其种类繁多、年代久远,令人叹为观止。

在日军一步步加快其侵华步伐之时,有识之士就开始担忧六朝古都北平的文物安全。自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所蕴含着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无比的平台。但随着“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随之而来的,故宫文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文物的迁移历程中,当时的学者们意见不一,互有争论。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而在将故宫文物南迁之前,还挑选一部分远赴英国伦敦举办展览,并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赋予其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被运抵四川,直至抗战胜利后被运回南京。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和著名的《快雪时晴帖》等。在15年的时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这批南迁文物中,最终有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在南京的文物,在1951年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本期品读讲述的,就是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在文物南迁中的争论。

1 故宫内部对南迁有争议

即使在故宫内部,也对是否应当把文物南迁有争议,比如同为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的吴稚晖和蔡元培,吴稚晖就反对蔡元培的文物南迁之议。吴稚晖又称吴敬恒,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1933年2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五版刊载了一封吴敬恒致蔡元培的公开信。编辑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吴敬恒妙论,古物是臭东西”,这吴、蔡二人是要谈论什么呢?

从这封1200余字的公开信来看,吴敬恒对故宫文物南迁是持反对意见的。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危急,故宫文物应迁移别处保存的计划迅即被提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等坚决主张南迁,以免国宝沦落日寇之手。但由于南迁涉及环节众多,运作不易,且社会各界阻力极大。一来普通民众对战局的判断不一,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日寇未必敢于进占北平,或者说不相信中国军队无力抵抗;二来当局高层人物如孙科等,也颇重视“民意”,认为此时不保土守民,却大费周章的去迁移古物,是舍本逐末,会失去民心。因此,当时的反对声音也相当大。

在信中,吴敬恒说:说起故物,弟都当他是虞舜进瞽叟的钵头,周公挞伯禽的杖,孔夫子设教书坛的席,虽也跟着人称故物,骨子里还是对牛操琴。半月前,我从家中到市上去,经过马霍路,在洋车里看报,刚看见政治会议决议,派我为古物保管会委员之一,对面梅白格路口,刚有两个石人,我便联想到吴县江弢叔的诗调,冲口而出,吟曰:“行向仲翁成一笑,吾身今与尔同看。”(翁仲原来是仲翁,不是我杜撰的,凑韵聊一用)。于是想到我这老而不死,自己已成故物,需人保管,安能保管别的故物?讲起故宫故物来,最初只是北平的一班人,如江(瀚)马(衡)易(培基)诸先生,主张不迁,我说对啦,这种臭东西,迁他做什么呢?现在日本小鬼,没有情理讲的来欺侮我们,我们应该抵抗,应该死守很久如常山、睢阳一样,只叫做维持人格。说起打胜仗,恐无把握罢,北平抵抗到三年,全城陷落,故物让他拿去就是了,可是临去的时候,对他说,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我们历史上也有所谓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故物已经装箱,也就不必分辩。弟本来根本瞧不起这类的臭东西,然弟又相信我的朋友,个个十分忠实,他们主张搬西安,如何如何安全,我觉得十分有理,又有人主张搬洛阳开封,弟觉得同样的有理,又有主张迁南京,弟觉得他的理由也充足,又有人说迁上海,弟觉得理由同样的充足……

2 鲁迅赋诗讽刺南迁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明确反对古物南迁,如鲁迅、胡适等也就此发表意见。鲁迅曾赋诗一首讽刺,诗云:“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胡适也提出,不赞成迁移之举理由有三: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不应轻易迁移……此外,社会上更谣传有当局变卖古物抵偿国债、故宫内部已在倒卖古物等骇人听闻的所谓“内幕”,闹得满城风雨,人人提古物南迁而色变,群情激愤的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起来。

在这种情势之下,故宫博物院内部意见也极不统一。比方说后来押运古物南迁的吴瀛,时任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他起初的意见也是不支持南迁的,他在《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回忆道,“我一度与易培基发生争执,我以为应该观望一下,我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当然,吴敬恒的反对意见,与上述种种还有区别,这种反对意见在当时显得极为特别,也极为与众不同。说直白一点,吴对故宫古物的观点就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他认为,抗战大局才是关键,打了胜仗自然古物无虞,打了败仗要那些古物何用。古物之所以是“臭东西”,就在于其无用;而在日寇进逼的危局之下,还要去为这些“臭东西”争来争去,更是莫名其妙。

吴敬恒的信中引用了一个当时在国际文博界非常著名的成例,即那个“前车之鉴”——“不要像观象台的天文仪器一样,抢回柏林,再请轮船恭恭敬敬送回来”。这是指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所履行的《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即“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原来,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德军掠得古观象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并运回德国收藏。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并最终将这一要求写入《凡尔赛和约》条款。1920年6月10日,德国当局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后,装入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于1921年4月7日辗转到达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而“九一八”事变后,为避免日寇掠夺,当局又决定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吴敬恒之所以举这样一个成例,用意相当明显,即战争取得胜利,国家权益自然得到保障;战争尚未分出胜负,搬家逃避毫无意义。言下之意是说,全国民众不仅应有如此大局观,你蔡元培等主张古物南迁者更应有此大局观,无须为一堆古物殚精竭虑。

3 蔡元培力挺文物南迁

蔡元培于1934年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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