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美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大游行中，口红被当做了运动参与者的固定标志。在这一时刻，敢于抗争并且为了自己争夺权利的女性们，无论国籍，都将口红当做了“反抗的徽章”。
二战集中营里的女性，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无法可想，当英军救护车到达后，他们所看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被长期关押和折磨的犹太女性有的躺在光板床上，也没穿睡袍，有的披着毯子走来走去——嘴唇却涂得绯红。她们不再是文在手臂上的号码，她们因为口红重拾尊严。”
这是伊恩·布鲁玛在《零年》一书中描写口红的一个片段，在当时，口红，就是一个关乎尊严，女权的产物。
口红虽然不是为了女性而生，却在重生后成为了女性的标志。
虽然这场建立口红与女性联系的女权斗争，免不了是背后的口红商家在推波助澜，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令他们开心的，毕竟再也不会有像口红这样，在重生之后短期内一炮而红的图腾式产品出现了。
他们甚至为这种社会行为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口红款式：比如在60年代，女权主义要求平权，面对又开始追求素颜的他们，口红公司蜜丝佛陀（Max Factor）等推出了裸色口红；十年后的朋克运动，口红公司又相应的推出了反叛世俗的黑色和紫色……
渐渐地，一套口红就有了上百种颜色，一半是为了用户需要，另一半则纯粹是用来收集。
朋友，你集齐色号了吗？
·叁·
木村拓哉，把男人拉进口红坑
除了口红与女权的这点故事，口红真正开始营销，发展到人人都想拥有一整套的地步，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商业营销专家们几乎无所不用其极的在使劲戳我们的g点。
二战时期，口红紧跟脚步，出了一系列广告。
当时最大的口红制造商Tangee的招贴画写着：“战争、女性、口红（War, Woman, and Lipsticks）”，另一个广告则写道：“没有口红让我们赢得战争，但口红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战。”
▲ 40年代Tangee口红的营销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