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在这项协议上签字，他们分别是何应钦、梅津美治郎。那时，何应钦是中国陆军部长。(此处应为作者笔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中日代表分别是熊斌、冈村宁次，且日本驻华大使不是川越茂，中国陆军部长也不是何应钦。)北平学生得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后，当即组织示威游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行为。
当时，由于中国西北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蒋委员长在最近的数个月内竟然去了西安两次。造成这种不安情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蒙古地区，日俄垂涎三尺，都想收入囊中，同时日俄双方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进驻陕北和绥远，并在中国西北地区积极活动，一方面是搞政治性的宣传，另一方面是进行军事活动。
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中国政府的两支军队在西北对峙，后者分别是由张学良将军指挥的13万东北军和由杨虎城将军带领的4万地方军。不过，这两支军队极易被中共的宣传所左右，这是因为政府对士兵的待遇问题直接导致军队的士气普遍不高。
当时，西北政局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情形，上海的报纸上大量刊载了相关的新闻。有些新闻这样说：在中国西北地区，大量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活动，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压制，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组成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中共雇用了一个美国妇女，让她用中英文两种方式在中共的电台做同样的宣传。需要指出的是，这位美国妇女是一位左翼分子。那时，中共承受着日军的巨大压力，自然想苏联站在中共这一边，并向中共提供一定的援助。因为日军不仅向西伯利亚施压，还对外蒙古加压——那时，外蒙古由苏联强占着——于是苏联与中共产生了同样的念头。此外，苏联希望日本能够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场，如此必将酿成日本与英美两大国的冲突。对此，莫斯科方面拒不承认。不过，“西安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莫斯科方面有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