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名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德意日苏”
一
1911年，统治中国多年的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了，自此之后，中国境内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事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国内外对于“西安事变”的反应很强烈，从程度方面来说，没有哪次事变比它的影响更大了。当我还在菲律宾的时候，“西安事变”就爆发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随即收拾好行囊前往中国。在圣诞节之前几日，我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和南京都呈现出一种欢呼雀跃的场面。那时，南京是中国的首都。
当时，蒋介石不仅是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还是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不过，那时的蒋介石处于被人挟持的状态，由此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中国政府陷入瘫痪，另一方面一些政界人士蠢蠢欲动，企图再次掀起党争，或实施政治阴谋。此前，蒋委员长凭借他强硬的态度有效扼制了这些党争和政治阴谋。
那时，亚洲东部的政治形势十分紧张，这加剧了中国内部的混乱局面。“西安事变”引起了中国、苏联和日本的高度关注。德国和日本曾签署了军事同盟，在这之前，双方还在《反共产国际协定》上签字，这么说来，德国也算是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国家。1936年11月25日，日德在柏林展开双边会谈，两国就苏联和第三国际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此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如此看来，德国和意大利也与“西安事变”有关系。更何况，中国此前加入反共同盟的请求遭到来自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对。
众所周知的是，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在这之后，日本又不断向西扩张，将内蒙古划入势力范围；那时苏联控制着外蒙古，而内蒙古恰好与外蒙古接壤。由此，中日关系和日苏关系都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当时，关于蒋介石安全问题的谣言传遍了上海，当地的政治局势因而动荡不安。为了使这种动荡的情形有所缓解，《大陆报》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需要说明的是，《大陆报》是一种英文报纸，那时由中国人经营。至于“西安事变”，则是由张学良发动的，共产党也参与其中。《大陆报》抱有这样的念想：“西安事变”的当事人能够早点儿醒过来，并遣送蒋委员长到南京；如此，国家的统一才有了切实的保障。这种念想与孔祥熙的期望不谋而合。这时，孔祥熙是财政部长，同时兼理行政院院长之职，不过这个职位只是临时的。当时，一些记者对孔祥熙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孔祥熙说：“一些人打着反日的幌子，却居心叵测，他们着实给国家造成了不少不良影响，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二
当时，日本和苏联的关系相当紧张，东京就此专门发了一条电讯，上海方面将这条电讯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这条电讯是这样的：座间胜平和大竹广吉是日本报纸的两名编辑，不幸的是，他们被抓。理由是，这两位编辑将内蒙的军事情报泄露给伯瑞斯洛道夫，并从中牟取了一定的利益。那时，伯瑞斯洛道夫是苏联派驻日本大使馆的馆员。这个情报与蒙古德王的对外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之前不久，德王前去日本，并访问了那里；其间，日本当局授予他内蒙古伪政权主席的职位。此外，德王与外蒙古串通一气，这时的外蒙古由苏联掌控。
在德国和日本的威逼下，中国政府同他们秘密签订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涉及这样的条款：中国政府需聘请日本人为特别顾问，这些顾问的职责很多，不仅要密切关注共产党的活动，还要严加防范朝鲜人在中国的“不法”活动，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境内的一切反日活动，这些顾问必须加强打击力度。另外，为了重新编写中国各级学校的教材，这些顾问需要选派一些中日学者专家，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需要指出的是，川越茂将这些条款转交给张群。当时，川越茂是日本驻华大使，张群是中国外交部长。日本人真是欲壑难填，竟然向蒋委员长提出把华北的军政事务权力转交给日本的要求。在无可奈何之下，中国政府只好答应了日本当局的要求，并就此签订了一项协议，名字是《塘沽停战协定》。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在这项协议上签字，他们分别是何应钦、梅津美治郎。那时，何应钦是中国陆军部长。(此处应为作者笔误，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中日代表分别是熊斌、冈村宁次，且日本驻华大使不是川越茂，中国陆军部长也不是何应钦。)北平学生得知《塘沽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后，当即组织示威游行活动，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行为。
当时，由于中国西北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蒋委员长在最近的数个月内竟然去了西安两次。造成这种不安情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于蒙古地区，日俄垂涎三尺，都想收入囊中，同时日俄双方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进驻陕北和绥远，并在中国西北地区积极活动，一方面是搞政治性的宣传，另一方面是进行军事活动。
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中国政府的两支军队在西北对峙，后者分别是由张学良将军指挥的13万东北军和由杨虎城将军带领的4万地方军。不过，这两支军队极易被中共的宣传所左右，这是因为政府对士兵的待遇问题直接导致军队的士气普遍不高。
当时，西北政局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情形，上海的报纸上大量刊载了相关的新闻。有些新闻这样说：在中国西北地区，大量学生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活动，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压制，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组成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中共雇用了一个美国妇女，让她用中英文两种方式在中共的电台做同样的宣传。需要指出的是，这位美国妇女是一位左翼分子。那时，中共承受着日军的巨大压力，自然想苏联站在中共这一边，并向中共提供一定的援助。因为日军不仅向西伯利亚施压，还对外蒙古加压——那时，外蒙古由苏联强占着——于是苏联与中共产生了同样的念头。此外，苏联希望日本能够深深地陷入中国战场，如此必将酿成日本与英美两大国的冲突。对此，莫斯科方面拒不承认。不过，“西安事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莫斯科方面有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
早在“西安事变”数月之前，张学良的部下一改先前的敌对态度，开始与共产党交往，双方的关系相当友好，许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张学良的部下给予共产党一定的自由，准许共产党在他们的防区做宣传，并向普通居民发放相关的宣传品。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南京和汉口地区先后与中国共产党摊牌，也正是从这时起，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与中共和解的建议。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那时处于共产国际的庇护之下。蒋介石说，倘若中共断绝与苏联的现有关系，同时不再对中国西北地区实行控制，那么他还有与中共和解的可能。当时，外界有这样的传言：为了继续推行反共政策，蒋介石故意将张学良撤职（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省南部地区设立了一个“剿匪总部”，任命张学良为“剿匪总部”的总司令），并让别人继任“剿共总部”总司令一职。早在蒋介石去西安的三天前，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外声明：中央政府继续推行蒋委员长原先提出的外交政策，依旧执行在西北实行的反共决议。除为数不多的卫兵外，还有10位高级政府官员陪同蒋介石前去西安。这10位高级政府官员里，其中有几位是将领。蒋鼎文将军便是这些将领中的一位，时任福建省绥靖地区的主任，他就是继张学良之后担任“剿共总部”总司令的人。
在“西安事变”中，除蒋介石外，他的随从也被扣押。“西安事变”颇具戏剧色彩，此次政治性事变不仅牵扯到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利益关系，还波及全球的政治利益。
张学良与蒋介石
12月7日，蒋介石搭乘的飞机在西安着陆，蒋介石随即在临潼华清池落脚，这儿与西安之间还有一段路程。当时，邵力子是陕西省政府主席，此前他是上海报社一位很有资质的人。需要指出的是，邵力子的职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对于蒋委员长的到来，邵力子表示了真挚的欢迎。当时，陕西省有一支警察武装力量，这支警察队伍是邵力子掌控的惟一的武装力量；“西安事变”之后，这支警察队伍始终听从蒋委员长的调派。长期以来，在解决重要政治事件时，蒋介石和蒋夫人会同时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次是个例外。
蒋介石刚一抵达西安，就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除蒋介石及其随从外，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出席了这些会议。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被人称为少帅，杨虎城是时任陕西省军队的首长。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再提出与会人员还应包括地方代表的要求，这些会议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些地方代表无一例外都主张立即发动对日战争。会议持续了4天，期间并没有什么成果。在这之后，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对于陕西北部的共产党，中央政府将继续推行“围剿”的决策。蒋介石一再强调说，倘若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而任由陕西北部的共产党发展势力，那么这与自杀有什么区别？然而，在张学良和他的搭档看来，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接纳中国共产党，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当时，中国西北地区驻扎的部队人数多达27万。张学良始终认为中央政府不仅应该负责发放这27万人的军饷，还应该为他们更新装备。不过，张学良说，对于统一战线的人是否服从中央政府三军统帅指挥的问题，他心中也没底。这或许就是张学良为何邀请中共代表单独与蒋委员长协商的缘由吧。
一次会谈上，中共代表和蒋委员长之间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辩，双方一度陷入了僵局；蒋委员长随即回到临潼华清池歇息，这里是一个临时营地。在临潼华清池，除为数不多的卫兵外，还有一支地方警察部队保卫着蒋介石的安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卫兵是蒋介石的人手。
接着，张学良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除其部队中的师长外，杨虎城等人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遵照张学良的命令夜袭西安的战略要点，并攻占了这些据点；次日早上，西安已处于这些部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事变自然按照原定部署胜利完成了。此次事变中，张学良的部队是一师人，杨虎城的部队是一团人。在临潼一带，蒋委员长由为数不多的卫兵和地方警察保卫。在这次事变中，惟一反抗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队的武装就是这些卫兵和地方警察。事变发生的当晚，一阵枪声把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随后，在一个卫兵的保护下，蒋介石逃出起居室。接着，蒋介石从高高的院墙翻过，不幸的是将脚踝扭伤了，因而没走多远就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后来，张学良手下的一位军官发现了蒋介石，并将他送回去。在这之后，蒋介石被安置在杨虎城的一所宅子里。此时，邵力子也被抓获了，与蒋委员长的随从们关押在一个地方。需要指出的是，邵力子及其掌控下的警察部队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
蒋委员长被扣押的消息一经传出，西安整个地区顿时沸腾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反蒋抗日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召开群众大会，还包括大范围的示威和游行。当时，传单、标语在西安随处可见，不仅严厉斥责了日德意反共同盟，还要求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激进分子提出许多建议，但意图只有一个，即抗日救国。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表面的迹象显示中共直接卷入了“西安事变”。不过，这个事变发生后，按照张学良的命令，一架飞机飞抵延安，将这里的三个中共领导人接到西安，这无疑表明中共开始插手“西安事变”。这三个中共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与这些中共领导人前去西安的还有几个秘书和随从。
不过，时间不长，莫斯科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从未插手“西安事变”；此外，谴责日本，指出日本对这个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乎在同一时间，东京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来得太突然了，他们都没反应过来，更不可能参与“西安事变”的筹备工作了；另外，指责莫斯科，表示莫斯科应当承担这次事变的部分责任。莫斯科的报纸上大肆渲染“西安事变”，说这次事变是汪精卫和日本人的佳作。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内部人员持有这样的观点：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鼓动；这次事变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它表明中国很有必要加入反共协定。
《报纸新闻》是东京的一种报纸，它上面刊载了这样的新闻：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都做了“统一战线”宣传，这种宣传内容几乎一样。倘若张学良固执己见，联合苏联成立统一战线，那么日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有力的回击。“西安事变”后，日本趁中国政局不安的情形，大肆向中国政府施压，试图让中国政府与他们在反共协定上签字，《大公报》就此发表了一则新闻，严厉批判日本的这种行径。需要说明的是，《大公报》是中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日日新闻》是东京的另一种报纸，它说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领导的军队力量不断壮大，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与中央政权展开权力之争。
（摘自《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文/[美国]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译/刘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