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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飘零:恭王府旧藏文物散落寻踪

2017-11-16 10:16:57  来源:北京日报    参与评论()人

不过,关于山中定次郎和山中商会的资料非常有限。一直以来,研究者们主要引用的是山中定次郎去世后,他的家人为其撰写的《山中定次郎传》。

日本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认为,多年来学界对山中商会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二战结束后日本海外资产被冻结,再加之停战时的混乱局面,许多相关资料都散佚了。

据《山中定次郎传》记载,定次郎生于1866年,是大阪古董商安达信五郎的长子,本名叫安达定次郎。

1878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定次郎到另一位古董商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定次郎小小年纪就很有想法,他一边在山中吉兵卫家做学徒,一边在大阪市立商业夜校和英语私塾学习。

很快,山中吉兵卫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清楚,性格沉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他收定次郎为养子,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从此,安达定次郎改名为山中定次郎。

事实证明,山中吉兵卫眼光不俗,山中定次郎很快就凭借他的英语知识和过人的眼光,将分店开到了美国纽约。他发现,当时欧美各国刚刚崛起的新富阶层,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猎奇心理。山中定次郎抓住这个商机,将古董业务扩展到西方。

1900年,山中定次郎将公司改组为山中商会,并且亲自担任业务执行。此时,山中商会的分号已经遍布欧美许多城市。在此期间,他与许多西方学者、富豪、收藏家和博物馆结下深厚友谊,并为进一步开辟世界市场做了周密布局。

随着海外市场对中国艺术品需求的增大,山中定次郎把目光转向了拥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地上地下文物都最为丰富的中国。

1901年,山中定次郎将办事处开到了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

当时,北京刚刚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惨祸。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联军司令瓦德西向士兵们发布了可以任意抢劫5天的通告。

由劳改犯、小偷、雇佣军等组成的士兵们,顿感喜从天降,肆无忌惮的掠夺开始了。当时正在北京的法国人皮埃尔·罗提在《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北、中、南三海子,仪鸾殿慈禧寝宫中的珍宝让这帮盯了两千年的眼睛再次把瞳仁放大,面对整屋没来得及摆放的内库文物艺术品,他们自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最先来到这里的是日本人,已经在里面乱翻了一通。跟着是哥萨克人、德国人,现在才轮到我们……里面珍贵的物品倾泻出来,一堆堆的碎片,像碎玻璃的溪流闪闪放光,又像搪瓷、象牙和瓷器的瀑布。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的浩劫,却是古董商贩们的狂欢。由于士兵们不能将所有抢来的艺术品带回国,许多人选择在北京就地处理。当时,整个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一个露天的古玩拍卖场。从东四牌楼到西四牌楼,从天坛到前门大街……到处都有小型的拍卖场,几万联军士兵变成了几万名文物贩子。

人们从所未见的大内珍藏,第一次流落到民间,而且价格低廉得令人咋舌。据《庚子大事记》记载,一个西洋商人仅花了一元墨西哥银元,就买到了“圆径三分之珊瑚珠百余颗”。

不难想象,为什么山中定次郎会在此时将办事处开到北京。

山中定次郎主要靠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来收集落魄王孙们出售的皇家珍品。那些年,山中定次郎每年定期来北京两次,每次大概停留两周时间。

每次,北京支店的店长高田又四郎都会事先联络好北京古玩行的各商号,来山中商会院中摆摊。琳琅满目的古玩被摆放在6尺的长桌上,山中定次郎带着欧美各个分店的采购人员,按照各个市场的需求一一挑选。

每天都有不下200名古玩商,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乘坐着人力车,抱着大包小包涌入山中商会北京支店的小院里。曾目睹过此情此景的壶中居老板广田不弧斋,用“壮观”一词形容:

一听说山中老先生来北京,北京的一流至二三流同业和杂货店主,就都显得很活跃。老先生早晨在北京分店采购物品。在老先生从住宿的扶桑馆饭店前往麻线胡同分店之前,分店里,从大门口到里面的通路上,以至宽敞的庭院中,就挤满了很多同业者。大家争先恐后地打开包袱,摆上各种物品。三代的铜器、石器、陶瓷器,各个时代的佛教美术、金、银、铜、锡器……这些同业者摆列物品的情景,实在壮观……老先生上午在这儿收购完,下午去各一流同业者的店铺,还去买收藏家想卖的东西……每次全中国的同业者和杂货商人,都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所以他们都以敬仰之心迎接山中老先生。而且,我在各处看到所有一流同业者的私室里,都装饰着老先生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古董商争先恐后地给山中商会送货呢?

当时的日本古董商仓桥藤治郎在给山中定次郎写的悼文中提到,一般的古董店对外行人和稍次级的古董商压价压得很低,但山中定次郎却不这样做。他给下线古董商开出的价格很高,也就极大地调动了中小古董商的积极性。

山中定次郎在北京的时间并不多,平时的买卖活动都是由他北京分店伙计打理。只有牵涉重大购买项目时,他才会亲自露面。

1912年年初对恭王府文物的收购,无疑是山中商会最大的一笔生意。

“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1912年初,小恭王溥伟逃到青岛,与肃亲王善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谋划着招兵买马,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事。为了凑足复辟经费,他打算把恭王府中的文物珍玩打包出售。得到消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和冈田友次的陪同下,来到了恭王府。

当时,溥伟逃到青岛,他的母亲避居西山戒台寺,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知名大画家溥儒,也避居戒台寺内。山中定次郎造访时,偌大的一个恭王府竟一个主人都没有。

经过一番复杂的手续后,山中定次郎一行人被管家引入恭王府。在“1913年纽约拍卖图录前言”中,山中定次郎这样描述他踏入恭王府的情景:

穿过恭王府一道又一道大门,是排列整齐的建筑,居住着恭亲王的家人、侍从等三四百人,还有供王府护卫队居住的区域……院落的后面,穿过花园的中心,是大书房,那里除了左右两侧丰富的藏书外,主要陈列青铜器和玉器。距藏书室不远是一幢巨大的两层建筑,看上去十分坚固,呈L形,这座建筑可以被称为“美术馆”,里面有数不胜数的珍宝。

穿过这个藏宝楼,走进一座石拱门,是一座花园,园内奇花异草掩映着茶室、湖心亭和赏月台,在这样一个地方,欣赏着秀丽的自然景色和精美的艺术珍品,人们肯定会流连忘返。

山中定次郎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是第一次踏入恭王府,他还是被这座王府的奢华震撼了。从这段描述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到他当时的激动心情。

这也难怪,因为有清一代,没有哪个王府像恭王府那样达到了王府建筑与收藏的顶峰。无怪乎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恭王府始建于乾隆年间,它最初是乾隆皇帝宠臣和珅的府邸。和珅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他的府邸自然也是极尽奢华。据说,当年嘉庆皇帝查办和珅时,列举了他二十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他府中“嘉乐堂”仿照紫禁城宁寿宫的样式,用金丝楠木建成,“奢侈逾制”,正厅七间,达到了亲王的标准,装潢设施之豪华更是超过了一般王子、公主的级别。

和珅倒台后,嘉庆皇帝把这座府邸赐给了庆王永璘。

永璘去世后,咸丰皇帝将这座大宅赏给了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并改称恭王府。据《奕訢秘档》记载,咸丰皇帝将府邸赏赐给奕訢时,还赏赐给他许多绸缎、银两、楠木料和书画文玩。

后来,奕訢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立下汗马功劳,慈禧太后对他也是恩赏无数。可以说,恭王府收藏的古玩和艺术品,数量之多,档次之高,仅次于紫禁城。

山中定次郎走入恭王府中,犹如走入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山中定次郎传》中这样写道:

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十五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做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圆。

然而,面对眼前巨大的宝藏,恭王府的大管家却完全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和市场行情。山中定次郎回忆,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用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其实,也不能怪恭王府的管家无知,常年生活在金山银山中,恭王府内所有人对这些奇珍异宝都已经麻木了。清王朝灭亡后,许多没落王孙都依靠变卖家产来维持奢华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宝贝当回事儿。

上世纪30年代,溥儒将唐代大画家韩幹的《照夜白图》卖给了英国人。大收藏家张伯驹得知后,极为愤慨。溥儒却轻描淡写地说:“至于吗?”从主人对府内珍玩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仆人贱卖的举动。

恭王府的收藏分为如意库、书画库、玉器库、青铜器库等几十个宝库。在这次非同寻常的收购中,恭王府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谁也说不清楚。

原恭王府文物保管处处长鲁宁告诉记者,当时山中定次郎带了两个伙计,一同来到恭王府,显然是为了清点账目的。恭王府的大管家在处理了这么一大笔珍玩后,也不可能不给主家报账,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据鲁宁推断,一方面溥伟不愿意背负出卖祖宗收藏的恶名,一方面高调拍卖很可能会引起民国政府的注意,因此无论是山中商会还是溥伟,都有意掩盖了这次交易。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番权衡之后,山中定次郎买下了恭王府除书画外的青铜器、玉器、翡翠、陶瓷等几乎全部收藏。

具体的名目和交易数额,连《山中定次郎传》中也是欲言又止,只含糊地写道:“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

这次交易奠定了山中定次郎成为世界级大古董商的基础。交易之后,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感慨地说:“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

在这次交易中,山中定次郎到底从恭王府买了多少文物,成交价是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唯一流露出的一点蛛丝马迹是,一年以后溥伟为了推动复辟活动,又想把恭王府的地卖给正金银行。

据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记载,溥伟派汪钟霖找到他说:“恭王府在北京附近有价值约200万两白银的土地,恭王爷想把所有土地抵押给正金银行,限期3年,借款50万两。拜托您与正金银行交涉一下。”

宗方小太郎找正金银行经理疏通,经理说:“恭亲王以前卖书画古董藏品得款约为40万元,现在又要借款50万元,这或许是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保护王府?希望您能将他借款的本意告诉本店。”

宗方小太郎向汪钟霖转达了正金银行方面的担心,并询问溥伟典押地产的本意。汪钟霖说:“绝非为了保护王府。恭亲王为了联络各地同志,要在济南、汉口、上海等七地设立机关。经费一年大约要11万,3年要30万。”溥伟天真地认为,3年复辟必成,借50万大洋够了。

鲁宁推断,这段记录中,正金银行经理提到的溥伟卖文物得到的40万元,很可能就是他与山中商会交易的金额。

山中商会覆灭

恭王府的这批文物后来流落何方?由于缺乏原始的交易记录,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幸而山中商会在收购了这样一大批文物后,曾在纽约和伦敦两地举行过两次盛大的拍卖会,才为这些文物留下了部分记录。

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来自全球的大古董商、收藏家和各大博物馆云集美国纽约,赶来参加山中商会举行的“恭王府收藏拍卖会”。

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拍品,山中定次郎为上拍的文物精心印制了图录。据图录记载,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上面不但印有文物的图片,还有英文简介。鲁宁告诉记者,这本图录上的文物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恭王府流失文物。

那次拍卖会空前成功,拍品无一流拍,销售总额达280435美元,单件文物的成交价格最高达到6400美元,创出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

不久后,山中商会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拍卖会,上拍的文物110多件,以玉石为主,拍卖额6255英镑。

山中商会在纽约和伦敦的拍卖总额,折合成日元不过60万元左右。1914年3月发行的《书画古董杂志》曾记载,山中商会买下了180万日元的古董书画。杂志中虽然没有说明“180万日元”的文物是否全部来自恭王府,但是这个价格与60万日元相去甚远。

富田升教授推测,在拍卖前的一年中,山中商会已经通过商店零售的方式,陆续出售了许多恭王府文物。这两次拍卖会,不过是清理库存而已。

那些通过零售方式出售的文物具体是什么,有多少?永远都将是一个谜。富田升估计,山中定次郎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在2000件左右。

与恭王府的这次交易,把山中定次郎送上了世界顶级古董商之列。从此以后,他的买卖越做越大,胃口越做越大,对中国文物古迹犯下的罪行也越来越大。

在纽约和伦敦成功举行两次拍卖会后,山中定次郎将手伸向了遍布中华大地的不可移动文物,公然开始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与破坏。

1924年,山中定次郎带领考察队来到了山西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25座石窟,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其美学成就可与“云冈”“龙门”媲美。

1917年,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关野贞在华北考察时发现了这处石窟。他在考察报告中公布了许多天龙山石窟的照片。

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发现,自然逃不过山中定次郎的眼睛。他在《天龙山佛像记》里这样写道:

大正十一年(1922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时隔两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跨越万里来到了天龙山。这里珍藏了北齐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艺术最鼎盛时期的辉煌。它们给我的惊讶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

1926年,山中定次郎再次率队进入天龙山。这次,他将两辆装满金银财宝的牛车,直接赶到天龙寺住持净亮和尚的门前。

山中定次郎得意洋洋地回忆:“我终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天龙寺本为守护天龙山石窟而建,但是在金钱的驱动下,净亮和尚却成为了山中定次郎的帮凶。在净亮的掩护下,动辄几十公斤重的佛头被野蛮地凿下,装箱运下天龙山。

据统计,山中定次郎一共从天龙山石窟盗运了45个佛头。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石刻,通过北京转运到日本,并经由山中商会的贸易路线被卖往世界各地。

1932年11月,山中商会在日本东京美术协会举办了“世界古美术展”,并将这批天龙山石佛公开拍卖。此时的天龙山石窟,已然成为一个“无头的石窟”。

1936年底,山中定次郎去世,山中商会的鼎盛时期也随着他一去不复返。1937年,山中商会在伦敦举办的展览会,成为它最后一次常规展览。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陷入战争的泥潭,古玩市场一片惨淡。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各个分店统一由联合国财产管理局管理。山中商会正式停业。

1944年五六月之间,山中商会在美国的库存被分23次拍卖。山中商会损失了近80%的资产,终于走向了覆灭。

作为出售恭王府文物的另一方,“小恭王”溥伟于1936年过世。他先后参与的“满蒙独立运动”“癸酉复辟”等一系列复辟运动,没有折腾出任何动静便无疾而终了。然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溥伟,仍然在为复辟大业孜孜以求。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暂住天津张园。溥伟专程从旅顺跑到天津,给“万岁爷”请安。见面后,这位“恭亲王”仍对溥仪拍着胸脯,重复着自己那句口头禅:“有我溥伟在,大清就不会亡!”

溥伟虽然赤胆忠心,但是溥仪却并没有把他当自己人。1931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却没有封溥伟一官半职。

1936年,溥伟不明不白地死在长春新华旅社。此时,他已然身无分文,恭王府的收藏、地产和宅子,早已经被他变卖一空。

自从恭王府博物馆成立后,在馆方的努力下,如今馆藏文物已有5万多件。鲁宁告诉记者,这些文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其一,每年国家财政拨款和恭王府博物馆自筹资金共3000多万元,这些钱都用于文物征集。征集来的文物虽然不见得是当年的王府旧藏,但大多是符合王府规制,或与王府历史有关的。其二,海关罚没文物。北京海关得知恭王府博物馆缺少文物后,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罚没的一万多件文物,都捐献给了恭王府。其三,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例如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后,他的家人便将周先生的手稿、信札3万多件捐给了恭王府。

在众多捐献者中,小恭王溥伟之子毓嶦是最特殊的一位。溥伟死后,毓嶦一直跟随在溥仪身边,住过伪满皇宫,去过苏联伯力收容所,进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流离半世,直到中年以后才辗转回到北京。鲁宁说,毓嶦后半生一直不富裕,但他一淘到点宝贝就往恭王府送。在他心中,这些文物好像送回恭王府才算真正回家了。

令人遗憾的是,恭王府博物馆的几万件文物收藏中,真正属于当年的旧藏凤毛麟角。鲁宁回忆,多年来,只有清康熙朗窑红尊、乾隆翡翠龙纹盖瓶、景德镇定制嘉乐堂款盘一对是当年的王府旧藏。恭王府到底有多少文物,山中定次郎当年买走了多少文物,价值几何,只能随着那段历史的远去,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关键词:恭王府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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