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1931年9月30日，溥仪前往日本的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见了板垣征四郎的使者上角利一与另一名前清遗老罗振玉，具体谈及请溥仪回东北复辟之事。与此同时，溥仪收到同为宗亲的爱新觉罗·熙洽的来信，熙洽告诉溥仪，他在吉林时打开城门喜迎日军，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吉林，还说等待了二十余年的时机终于到来，请溥仪尽快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
从日本司令部回静园的路上，溥仪心中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基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但回到静园立即被泼了盆冷水，第一个表示反对的是他的师傅，84岁的陈宝琛。陈宝琛认为溥仪定是听了罗振玉等人的蛊惑才鬼迷心窍，同时对于关东军的一个大佐的代表，也表示不能贸然相信。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派人认为，日本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文官，军人无论怎么折腾还是得听内阁的安排，没有决定权，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罗振玉，伪满成立后出任“监察院”院长
溥仪听了老师傅的这番话，非常不耐烦，并以熙洽的信为由，坚持要去东北。陈宝琛见溥仪态度如此，非常难过，沉痛地说：“天与人归，势属必然，光复故物，又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得容易回来难。”但显然此刻的溥仪已听不进这些，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和这几个老头子说不通，就叫人催郑孝胥来，郑孝胥虽然今年七十一了，但在我眼里却是劲头十足的。他的‘开门户’、‘借外援’、‘三共论’以及‘三都计划’等等，已使我到了完全倾倒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