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重要变化与南方稻作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虽然生产、生活方式看似没什么变化, 但南方稻作经济在国家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反映了南方稻作经济日渐扩展的发展趋势。唐韩愈就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天工开物》也记载,明末粮食供给,大米约占70%。
地理学上著名的“胡焕庸线”是东北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一条线,此线东南半壁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6%,而人口占96%;西北半壁占国土面积的64%,而人口只占4%。这一条线实际也是中国稻作生产线,可知稻米生产与中国人口变化的密切关系。
因为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特色,因此很多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农民不思进取,自我封闭。 这实际上是以今天的标准看待既往的世界。我们今天吃的西瓜不是来自西方,而是原产非洲;南瓜也非来自南方,而是原产美洲; 辣椒成为四川、湖南人的美食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三大粮食作物”中有两种(小麦和玉米)来自域外,“五大油料作物”中有三种(花生、芝麻、向日葵)来自域外。诸多历史事实表明,中华农业文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明,中国农民不仅乐于接受新事物,而且善于改良和创新。
中外农业交流大多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大体可分为3-4个高峰。秦汉和魏晋时期,中外农业交流大多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自西北引进的居多,因此异域作物多冠以“胡”字,如胡服、胡琴、胡椒、胡麻(芝麻)、胡荽、胡瓜(黄瓜)、胡豆(蚕豆、豌豆),当然也有葡萄、苜蓿、石榴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引进作物则多用“海”字,如海棠、海枣、海芋、海桐花等。宋元明时期则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西番菊(向日葵)等。清代从海路传入的多用“洋”字前缀,如洋芋、洋葱、洋白菜、洋槐、洋姜,等等。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传统的饮食文明的国家,因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衍生出了与众不同的饮食习惯。如果论起中华美食来,岂止是没有一只鸭能够活着离开武汉,简直是没有一种动物,能够活着离开中国。
定胜糕传说是南宋时百姓为韩家军出征鼓舞将士而特制的,糕上有“定胜”两字,后就被称“定胜糕”。将配置好的米粉放进特制的印版里,其中放入红豆沙,蒸熟后的糕点软、松、糯,带甜甜的豆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