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宁
作为京杭大运河南来之船的终点，历史上通州曾是最重要的皇家码头。每到开春后，运河上南来的粮船便日渐繁多，从堤岸南望，各类船只帆樯如林，见头不见尾，仅装卸货物的船只每年就达3万余艘，形成了独特的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
显赫的运粮主角儿——漕船
漕船是运河上数量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漕船每年从南方运粮达400万石（1石约合59公斤）。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初期一艘大型漕船可装粮近2000石，但因运河水浅，一般装粮500石左右。满载的重船中间竖立着两根桅樯，风帆鼓胀，鱼贯逆流前行；回程的空船则卷帆抽舵，顺水南行。漕船头尾都有专门的浮雕雄狮标记，其它船看了都要让道。每年第一批漕船到达的日子为开漕节，官吏客商、船工百姓共同庆祝，热闹非凡。
明代漕船数量多于清代，为一万到一万二千只，清代为六千到一万只。一般每船有漕兵10人掌舵扬帆。盛时押运漕粮的卫所官军与水手达十到十二万人，这些运军与水手的收入除了政府发给的行月粮食外，还通过贩卖漕船夹带的一些土特产来获得。后来运军为多装载商货，私自将漕船加长，承载量达到3000石，超载的漕船只能勉强通过运河闸座，并且经常因超重而搁浅漂流。
由于通州以下运河河道水浅处很多，满载的大型漕船很容易触底搁浅，因此，在通惠河（里河）和北运河（外河）上都有一类必须使用的小型漕船，叫作“剥船”，专门分载转运大船的货物或漕粮。据记载，明万历七年（1579年）时，北运河所用的剥船有200只；明嘉靖七年（1528年）重新疏浚了通惠河后，由外河转运里河的漕粮都采用搬粮过闸的方式，因而也设置了往返两道水闸之间的剥船。剥船上不用军士，而是由船户使用篙或橹行船，并由政府经纪统一管理。到了清代乾隆和嘉庆初期，因河道壅塞状况日益恶化，剥船数量激增至1500只，而且每只剥船都需要配置拖曳纤夫15名。
朝廷每年都对一定数量的漕船进行更换或者维修。遇到江河漂流和战争破坏这两种情况，漕船会发生较大数量的损失。漂流的主要原因是，漕船在大江大河段航行时，往往会因风浪沉没；战争的破坏性更大，如明末后金军队入关，以及清后期的太平天国起义等，都曾切断了运河交通。随着运河淤塞、战乱频繁、管理失控情况的加剧，漕船缺额数目也越来越大，漕船修造制度日趋崩溃，最终在清末被海轮、火车等先进交通工具取代。
豪华的皇船和威风的官船
运河上装饰最为豪华、制作最为精美的船只，是专门供皇家使用的大黄船和小黄船，这些皇家船只用作皇帝出巡或者到南方征购皇宫御用的物品，如瓷器、海鲜、珍珠等。大黄船运载量在400料左右，小黄船100到200料之间（1料约合60公斤）。通州以前在运河最北端湾内曾有黄船坞，专门用于停泊大小黄船。皇家用船中还有一类是速度较快的快马船，既可作为装载进贡器物的运输船，也常常用作传递官方信息的哨船。
政府官船可说是五花八门。外形最具特色的就是瓜皮小艇，这种船是通州坐粮厅税科官员文书稽查征税的标识小船。小船舱棚居中，用两层竹片交搭为半圆形作龙骨，中间夹布或席，形似半个大西瓜扣在船上，故而俗称“瓜皮小艇”。小艇一般配备两位篙夫，小巧玲珑，能够轻便地穿行在各种船只当中，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每当漕船接近通州的时候，押运官、领运官就开始沿途盗卖粮米，或者转卖随船夹带的土特产，因而常常发生浅水处争航不让导致漕船慢行的情况。为防止漕粮交纳延误，这时就会有通州坐粮厅的漕粮官员乘船顺水而下，沿途查验督促来自全国各地的漕运船队，指挥暂泊，甚至一直到天津督催。这些监督漕运的官员乘坐的小型巡船和大型座船，常常放开船帆，划得飞快，毕现骄横跋扈之态。
专门供坐粮厅舍人乘坐的称为验粮小舟，平时停泊在石坝楼前，一望见南来的漕船，便飞快地划过去。舍人手捧着验粮托盘，坐在敞舱中，趾高气扬，因为查验漕粮是否合格的权柄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将取验的粮米盛在尾舱内，再飞速地返回送到验粮楼上，请厅丞、监察御史等官员查验。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官船，叫作“使节船”。明清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比较密切，日本、朝鲜、南亚各国往往会派遣大量的人员或者商人到中国进贡、朝拜、经商，他们乘坐朝廷的使节船前往北京面见皇帝，如明代南亚苏禄国王与朝鲜人崔溥入京都是坐的此类船只。
由政府管理的船只还有一类是专门维系运河正常运转的功能船只。这类船只大多是民工役夫的工作用船，多的是辛苦劳作，少的是威风之气。常见的功能船有用于疏通沉沙壅塞、拓宽拓深河道的垡船，帮助迟来船只破冰返程的打凌船，用于堵住水流打桩筑坝的戗桩船，还有就是救援搁浅船只的捞浅船和救生所用的红船。
不计其数的民用船只
明清时期，运河上的民船、商船、货船等民用船只不可胜计。明代官员李东阳在《重修吕梁洪记》中写道：“东南漕运岁百余万艘，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
这些非官方船只一般由民间自行打造，运载量不如漕船，但装载的货物却纷繁复杂，既包括粮食、水果、棉花，也包括瓷器、丝绸、布匹、杂货等。南来北往的船只将汇集的南方货品、文化、人才转输到京师，又把都城发展起来的文化传播到东南各地，大大刺激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兴起与繁荣。
商船开拔后，必须在沿线各地设置的钞关交纳税收，并接受朝廷户部官员的监查，以防止食盐等违禁物品的走私。当时因商船与民船在运河上航行时常会遭受漕运军丁与钞关胥吏的勒索，所以很多船户在起航时会招揽赴任或旅行的官员坐船，以寻求庇护，官员不但不用付船费，而且还可以得到船主的银两。
每到船闸河段，民船与商船都要给朝廷的漕船、快马船等让路。到达通州后，船主可将所携带货物到岸发售，而随乘的官员则需要雇骡马或者轿子前去北京。货物卖完以后，船主再采购一批北方物品，照旧寻觅一位南下的官员庇护自己。
民用船只中还有数不清的客船、驿船、花船，还有船帮组织押运的明堂船，而大小木筏和渔船的数量更多，式样也更加繁杂，正是这些数不清的船只成就了通州古运河上广博而深邃的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