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仓促促地逃亡国外了。其家人亲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阶下囚”，便是成了“网中人”。他那一个偌大的公司，当然也就垮得更彻底。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
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
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
嗫嗫嚅嚅，分明有许多难言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
他吞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他妈的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
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们“撮一顿”。只要有人埋单，不管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是在什么街角旮旯的饭馆，不管相聚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同时，还可以骂骂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逃亡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偏要继续骂，听者觉得无聊，自己也觉得怪索然的。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说社会先前不公，皆因将他压根儿瞧不起的一个小子抬举成了什么董事长的话，社会不是已然彻底收回对那个小子的宠爱，很令他解恨地惩罚那个小子了吗？倘要求社会也让他当上一位什么董事长才显得更公正的话，他又分明地没多少“硬性”理由可摆，说不出口。于是呢，诅咒失去了具体之目标，嫉恨失去了具体之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之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一个具体之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义的。现在他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觉得活得更无聊、更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无精打采、更自卑、更颓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