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斯·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左拉如此描写道）新的街心公园铺设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Raspail街心公园）。爱迪生的朋友维尔纳，在“TavernedePanteon”（先贤祠咖啡馆）指着两张桌子对我说：“这里聚集的都是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喜欢不断花样翻新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裙裤（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窄裤（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绘画吞噬了法国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
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当人们给我看英诺肯基·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首饰匣》校样后，我曾激动异常，读着它，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刚起步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义。我与“诗人第一车间”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津克维奇、纳尔布特——一起成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纳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总共只印了300册。评论界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