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今天以一个诗人的身份站在这里演讲,再说诗歌一度是我最大的隐私,这听来像一个巨大的笑话。隐私,有时也是公共财产。这大概源于近几年我认识上发生的一个巨大转变:必须把自己的生命,跟一些更加广阔的事物血肉相连,否则我沉溺其中的私生活也会变得一塌糊涂。
这两年全世界都是在经历着封闭与偏执风格的重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原教旨主义抬头,在糟糕的年份里,道德上的反动,带动了审美上的堕落。这样的时代,特别适合追慕那些辉煌的往昔。1942年以前的维也纳,茨威格描述的那个“昨日的世界”,还践行着欧洲共同体的理想。天才的城邦,艺术和知识似乎已经取代了宗教,成为全城人的信仰。无论这公民是豪阔的贵族还是贫苦的农民,无论他来自西班牙法兰西、德意志,还是来自于斯拉夫、匈牙利,然而优美的制度跟高妙的情操并不是总能够获得胜利的。茨威格曾经描述过那一代知识分子软弱的道德困境,当他们看到那些流氓学生把受伤的人群从楼梯上扔下来时,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把这些受伤的身体抬走。
而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和平,这不等于说暴力的因子就在这个时代消失了,事实上,暴力此消彼长,更多分泌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今天,无论在公路上、地铁上、电梯上、广场上,还是讲台上、舞台上、手术台上,每个人都兜着属于他自己的内伤。
怎么说呢?也许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受害者,或者,被伤害才是我们全部的历史。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病症当中,哲学家用他们精神病式的话语为这个世界去做分析,而诗人则是用他们秘密的言语在为世界和自我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