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追悼会还是很隆重的，手边存1934年10月15日《北平晨报》复印件，内刊《刘半农追悼会昨晨在北大举行》一文即对会议做了详细报道：大会十点一刻开始，参会者约七八百人，所挂挽联六百余幅，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祭，胡适、周作人、钱玄同、魏建功四人会上作了发言。而这四人的发言是临时决定的，5日的议事会上大概没有这一议程。所据可见10月14日钱玄同日记：“十时至北大，开半农追悼会。会中推定胡、周、钱、魏四人报告半农之学行，毕已将十二时矣。”可见这是临时的动议，这也就容易理解追悼会预备十时开始却推迟时到十点一刻的原因了，兴许就是在商量此事。
《追悼会报道》
知堂文中还有关于“卯字号”的解释，胡适会上的发言正好也有涉及：“我与半农皆为以前‘卯字号’人物，至今回忆起这段故事，颇令人无限感伤，半农与陈独秀、林损及我，皆为卯年生，我们常和陈独秀、钱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间屋里谈笑说天，因此被人叫作‘卯字号’人物，‘卯’属兔，陈独秀先生比我们大十二岁，即是比我们大一个‘卯’，他们叫他做‘老兔子’，叫我和半农、林损诸人为‘小兔子’，现在我们‘小兔子’的队伍逐渐凋零了。”
关于“数人会”
知堂录赵元任联语中有“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语言学家汪怡（汪一庵）在挽刘半农的一首《风入松》中也有“‘数人会’里，而今何处寻君”句，都提到了“数人会”。
关于“数人会”，赵元任在《刘半农先生》中言“半农和我是一个多方面的小同行，我们都搞敲敲钉钉拉拉吹吹的玩意儿。他在民十四年发起了数人会”，可知这是由刘半农倡议组织的。据我有限的阅读，对“数人会”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之于1925年11月18日出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学术界消息》，其中云：
新近几位对中国国音和国语有研究的志愿及兴趣的学者组织了一个“数人会”，他们一共有六个人：黎锦熙（劭西）、刘复（半农）、林语堂（玉堂）、赵元任、疑古玄同、汪怡（一庵）。他们命名叫数人会，据说也有一个用意，就是隋陆法言《切韵序》中说的“……魏著作（渊）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数人”。
可见，这是一个对音韵和国语感兴趣的六人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团体，并非官办机构。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学术界消息》
随后的12月2日第八期，钱玄同在《关于数人会》中又做了近一步解释：
“数人”者，数人也，数人耳，毫无深义藏于其中。“定”，更谈何容易？别说“则定矣”啦，便是“辈我数人”，也要经过多少回的讨论与多少回的尝试，才勉强得到“暂”定；“暂”定之后，若发见毛病或有更好的办法，当然又要取消或变更前“定”的。即使对于某一问题，我们自信讨论的结果尽善尽美，可以“定”了，但也不过“我辈数人定”罢了；至于“则定矣”，那是别人的事，“我辈数人”安可存此妄想。
本来对这样的一个纯学术组织，并无多少人了解，但近年时见人们文章中提到“数人会”，这多有赖于杨步伟在《杂忆赵家》的推介之功。那时她随丈夫赵元任住在清华园，清华园在北京西郊，她是学医的，闲来想找点事做，便在城里开了一家诊所，“所以我们就看好了景山东大街的一所房子，三进，第一进为诊所，第二进元任他们有花样了，作为他朋友往来用，第三进我三哥住家，因为我们不去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照应房子等等。我的诊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们朋友们的玩意可多了，第一他们定了一个‘数人会’，钱玄同、汪怡（一庵）、黎锦熙（劭西）、刘复（半农）、林玉堂（语堂）和元任，最初他们这一班人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忽然有这个地方有吃有谈的多高兴，第一是钱玄同摇头摆尾的高谈阔论，谈的不停，胡适之也偶然来来，王国维想加入还没有正式加入进去，而他自己就出事了”。
杨步伟《杂记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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