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传画往往以其强烈的视觉感受而在历史的某种时刻表现出它的力量，给当时历史情境中的人们以强烈的心理冲击，以后成为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试举两个例子。1949年2月3日，中共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不久，一个名叫卜德的美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传画，画面上，蒋介石在一个向他伸出的巨大拳头面前缩成一团，在他的脚下横着一堆龇牙咧嘴的骷髅，骷髅的手里握着一把剑，上面是两个英文字母‘U.S’”。（李夏恩《1949，美国如何被清扫》，《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9期）这仿佛是为了证明宣传画在冷战中的作用，两年以后另一位美国人又有了同样的强烈体验。美国著名外交家、曾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1952年5月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当他看到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的时候，感到非常气愤，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乔治·凯南著、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凯南日记》，275页，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有意思的是，在历史转折点的一瞬间，视觉宣传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力量的冲突。距卜德在北平遭遇宣传画之后不久，上海解放前夕的左翼学生在车厢外张贴反美标语，控诉美军炸弹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一情景被拍摄下来，这幅照片与当时应该还高挂在上海街头的一幅英美商品海报形成极端的对比，又似乎完全是巧合：力士香皂海报上的好莱坞影星葛丽亚·嘉逊与坐在列车车厢窗口上张贴反美标语的那位女生的头像角度一样、青春美丽一样，但是她们却分别预示着极端相反的两种政治文化的诞生与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