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许多有关哲学家行走的故事来自于丽贝卡·索尔尼的《走路的历史》,而这位作者也自称,自己梳理这部走路的历史时,每天都需要去旧金山的海湾边走两圈儿。索尔尼认为行走的过程与思考的过程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用现代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行动确实是认知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奥马拉也曾提及,自然行走其实也是一种“思维行走”,我们其实最常把思考的过程想象成行走的过程:从一个点出发,“走”向真理。如果观察生活中人们对于认知过程惯用的比喻:比如探索之“路”、“走”近科学,似乎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走路的历史》,丽贝卡·索尔尼著,刁筱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关于行走过程与思维过程的交织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德国学者威尔曼曾写过一本《散步——诗意的逗留》,其中他讲到一类“行走”文学的特点。这类文学诞生于现代大都市形成中,作者将自己在城市行走中看见的大量细节包含在写作里,使得叙述常常具有一种跳跃感。许多意识流的小说也有这种特点,比如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他们的写作常常和行走过程相关,同时,其运思的过程也与漫步十分类似:漫不经心、自然、无拘束,正因为行走过程的随意和即兴,这类文体也都显得难以用固定的套路去“分析”。威尔曼甚至认为这种文体充分彰显了现代社会“个人”意识的崛起。
正如博尔纳在《巴黎写照》里写的:“巴黎是一本打开的书,在它的马路上游荡就叫做阅读”。这些城市行走文学常常能帮助我们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构建对一个城市的认知,它区别于鸟瞰的视角,虽没法从整体上把握一座城市的面貌,但却容纳了城市的多样性:街道拐角处不经意间发现的小店,从特定视角看过去的屋檐造型,从巷子中一闪而过的小动物,相比于看上去千篇一律的城市俯瞰图,这些属于城市的个性魅力,只能在行走的视角下才能被收纳。
有趣的是,在数字时代,人们同样渴望用这样的“行走模式”去认知城市,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教授斯科特·麦夸尔就在《地理媒介》中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认为,类似谷歌地球这类新兴的数字技术通过摄像头海量拍摄街景,建构了一种区别于卫星影像的观看城市的方式。他也指出,相比于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这样的观看方式“体现了更少的对城市空间的征服与控制”。不过区别在于,这些街景图像并非是借由行走的人们的眼睛扫视到,而是借助机器。这些街景也不再能反映人通过行走与城市建立的亲密关系,而是随之而来的人们对机器过度侵入生活隐私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行走”在现代社会的处境。
《散步——一种诗意的逗留》,安格利卡·威尔曼著,陈虹嫣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寻找适宜行走的城市:
解放双脚的自由,也是城市的“正义”
说起“现代人”的经验,大家会想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想到本雅明的拱廊街和“闲逛”的体验。不过在19世纪中期,一些学者还曾区分过“闲逛”和“瞎逛”,区分的标准简言之,是否拥有“反思”和“独立的个性”,如果你能在闲逛中依然和人群保持距离,就不至于沦落为“大众”中的一员。当时的字典提起“闲逛”,主要也还是从“无所事事”去定义的,意即,什么都不做,只是懒散地散步,被视作是有道德缺陷的。据索尔尼列举的《十九世纪通用大辞典》,“正当”的、有益的闲逛,也应该是“工作”之后的时间开展的休闲——一个如此符合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定义。
如果行走在如今北上广的大街上,我们或许能更为深切地感受这个200多年前有关行走的定义。行色匆匆的人流、快速奔驰的地铁,被资本的效率原则驱动的城市,这一切都在剥夺这个年代人们行走的乐趣,更别谈我们还能从行走中获得什么灵感。用社会学家桑内特的话来说,现代城市的设计是如此遵循资本追逐效率的原则,它们都致力于让我们穿过的空间变得空洞,使其看起来不值得停留,以便让人能快速的流动。我们最经常的体验,应该就是从一个地铁站进入车厢,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然后从另一个地铁站穿出。对一个城市的认知,已经不再是一幅形象的认知地图,而是手机上布满着各种“目的地”小点的高德地图。
《适宜步行的城市》,杰夫·斯佩克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李渔自有自己一套吃蟹经,他认为,凡是吃蟹,最好整只蟹蒸熟了放在盘中,端到桌上,听任客人自取自食。而且,吃蟹要自己动手,边剥边吃,才有味道。“螃蟹代言人”这一称号,李渔绝对当之无愧。
茱萸,是一种野生的小乔木。秋天结红色的果实。但凡秋天的果树和花树有很有特色。比如桂花馥郁,令人肺腑清爽,秋天的柿子,清凉下火,秋天的梨子润肺,秋天的菊花,清火明目养肝。
10月20日,非虚构类历史奖项中奖金数额最高的坎迪尔历史奖公布了最终进入决赛的三部历史著作。评委会主席叶礼庭宣称将借助这届坎迪尔历史奖,寻找伟大的历史写作来改变我们对当代世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