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享受行走的现代人(3)

奥马拉同样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列举的许多研究都证明，随着个人主义文化的增长，经济活动速率的加快，人们的行进速度都在普遍提升。而这一提速的趋势背后，是“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迫使人们珍惜时间”的现实。他甚至认为，一个城市的资源越丰裕和多样，就越会刺激人们去加速竞争。这可能是一种值得商榷的说法，但人们不再拥有足够的闲暇去行走，也越来越难以感受到行走的乐趣，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有所体会的共识。

在去年的疫情暴发后，长久的隔离更是使得人们对户外行走的渴望陡然攀升。如何重新拾回城市行走的乐趣？这可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不过至少在改善行走环境的方面，社会学者和建筑学家提出过许多建议。美国学者杰夫·斯佩克就曾在《适宜步行的城市》一书中提出，要重视“城市边缘”的作用。这里所谓的城市边缘并不是指城市的外围地带，而是指街道和建筑连接处的那些空间。由于人们在选择驻足或是闲逛时，往往都更青睐贴近建筑，所以是否能够在商铺的门口、橱窗的面前营造足够合适的空间，比如精心设计的公共休息区、足够的遮阳挡雨设备等，会十分影响人们在此流连的意愿。

此外，也有人注意到人们喜欢在城市里行走的路线，常常并非是城市规划中预先设定好的那些。据《卫报》介绍，英国学者罗伯特·麦克法兰将其命名为“欲望路径”（desire path）。他将其描述为“由行走者的愿望和双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发创造的行动路径和轨迹——尤其是那些与城市设计和规划相反的路径”。研究者们观察到，人们常常会在意想不到之处开辟出旁逸斜出的小径，而并不使用看上去光鲜亮丽的道路——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变成了路”。一些建筑师十分重视这些“欲望路径”，认为从中能发现人们对于城市步行设施真正的渴望，当然，它们也意味着某种“公民不服从”。加拿大瑞尔森大学的学者安德鲁·弗曼 (Andrew Furman)就认为，在一个人们一切的日常生活都被高度组织化的当下，城市欲望路径的不断涌现，是个人争取生活自由的重要象征。

一些设计师认为，行走者自发选择的“欲望路径”（desire path）更能体现人们对于城市步行设施真正的渴望。

除了个人的自由，小小的城市行走同样关涉到有关“公平”的问题。VOX2018年的一篇文章就探讨过有关“城市步行指数”（walking score）的问题，这个指标被用来衡量人们通过步行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的便利程度。这不仅只关乎便利，最直观的一点是，它直接决定城市对没有能力拥有机动车的市民以及行动不便的老人有多友善。斯佩克同样在书里指出过，“一个城市的步行性的提高，更有助于社区的公平”，同时，由于价格低廉的公共交通和步行相辅相成，步行指数的提高从长期来看会显著地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处境。文章同样也指出人行道等“边缘空间”如何利用的问题，同时，怎样建设更多功能一体化的城市空间，以减少人们在不同的功能区之间长途跋涉，也被认为是值得探索的议题。

城市步行性的提高当然也有其经济价值。斯佩克在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人们更愿意在城市空间中游走，店铺、住宅的升值空间都会更高。此外，步行性较好的城市也能吸引足够多的创意行业人才，因为他们普遍更欣赏能自由行走的空间——也许是和前文所提及的行走有助于创意相关。一个方便行走的城市常常也拥有紧密相邻的多个功能区，这也有助于这些人才通过不同领域资源的碰撞激发创作灵感。不过，经济上的理由固然重要，但或许不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如何改善城市行走环境的主要考量——毕竟不论是“欲望路径”还是“边缘空间”，我们把注意力投入到这些方面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反效率”的。比起一种“如何让城市运转更高效”的鸟瞰视角，我们或许需要更多“如何让我们行走更舒服”的视角。

作者 | 刘亚光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