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牛津大学历史教授、《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作者彼得·弗兰科潘和中国史学家葛剑雄在复旦大学对谈。两位学者以“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为主题，分别从中国和西方两种历史视角作了深入的演讲，并就丝绸之路的历史和一带一路的建设进行了精彩对话。
彼得·弗兰科潘教授是英国著名的中东、中亚、俄罗斯和拜占庭研究学者，他还掌管着一系列在英国、法国、克罗地亚、荷兰等地的家族企业，是威灵顿公学的董事，录过唱片，拿过业余板球比赛冠军。他的新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2016年在中国出版。
牛津学者眼中的丝绸之路：它始终都是世界运转的轴心
丝绸之路不只是买卖丝绸的通道，还是战争、宗教、智慧之路
在主题演讲中，彼得·弗兰科潘教首先指出，丝绸之路是复数的，没有单一的丝绸之路，也没有单一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远非人们通常认为的买卖丝绸的通道，事实上，它还是一条战争之路、宗教之路、智慧之路、瘟疫之路等等。人类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丝绸之路始终都是世界运转的轴心。
“以宗教为例。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发祥地都发源于丝绸之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在这里相互碰撞。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心极端主义，但只要看看丝绸之路的历史，很容易就能明白本是同根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何会产生分歧，近几十年美国的介入又与恐怖主义的滋生和中东地区的混乱有何联系。要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的经济、文化、学术中心并非在欧美，而是在丝绸之路上。”
弗兰科潘认为，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理解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都至关重要。如今有一些大国在反对全球化浪潮，但透过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将整个人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中亚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达发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回响，美洲的新发现会影响中国产品的价格……全球化的趋势并不能逆转，人们必须认识到，各国都是荣辱与共的：一个地方的经济减速和政治动荡会对地球另一个地方产生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影响。
在谈到丝绸之路对今天“一带一路”的启示时，弗兰科潘提到，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愿意去了解其远邦近邻的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模板打造 “一带一路”的原因。中国的年轻人要把握住“一带一路”政策所带来的机遇。纵观丝绸之路的发展史，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其发展的根本，顺势而为的灵活变通则是贸易、文化和宗教得以成功互融的必要手段。
当今，新的“丝绸之路”通过能源进行链接。军事冲突、恐怖主义、能源危机、水资源的枯竭都会对“一带一路”的实施构成威胁。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安全之后才有繁荣，繁荣之后才有壮大，壮大之后才有自信，自信之后才会有宽容。所以，确保世界的安全稳定是“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根本。
牛津学者眼中的丝绸之路：它始终都是世界运转的轴心
丝绸之路对世界的作用远远大于对中国本身，中国历史上是开而不放
许多国人一提到丝绸之路都很扬眉吐气，但葛剑雄在回应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丝绸之路对世界其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对中国本身。对于这条交通路线，中国长期以来是不了解、不自觉，甚至是轻视抵制的。
有丝绸之路这么好的交通路线，为什么中国不去利用？葛剑雄提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很难找到对丝绸之路对西域对西域以外的世界的热情的讴歌和描写。西域在唐诗里的形象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过去西面就没有春天里，出了阳关老朋友也没有了，因为长期以来在华夏在汉人的眼光里面，阳关以西就是蛮夷之地。“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不包括他们的，除非你接受我的文化，我才把你当兄弟，以后始终是这样，所以出了阳关以后是找不到老朋友了。”
葛剑雄提到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没有主动的外贸的需求，也没有外贸的概念。由于根深蒂固的华夏中心主义，在中国统治者的观念里，没有正常外贸的概念，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人家的朝贡，“我不来统治你们，不是说不应该，而是你们不配，所以这些蛮夷之地，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认为我有用的，那你应该主动贡献过来才是，我怎么能够自己出钱买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呢？”
历史上，中国人出去做生意会被政府镇压。葛剑雄提到许多例子，譬如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曾经把本来4个口都关掉只剩下一个广州，但是规定不许进城，所有的贸易都在城外，而且规定不能跟中国人直接贸易，是通过13家商行即广东13行，“当然这样说不是说实际没有贸易，有，但是那些都被称之为海寇，海盗，走私商人。他们都受到政府的镇压，有的被杀了，以至于郑成功的父亲不得不把他的基地建在台湾，因为当时朝廷管不到台湾，还有几个建在日本，当这些商人没有办法对付政府的时候。他们干脆出钱雇佣日本人来抵抗朝廷，到以后在沿海骚扰，所谓的倭寇就这么回事儿。”
另一个例子是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后来进行不下去，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葛剑雄不同意弗兰科潘。他认为根本原因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是不同的，“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航路，寻找财富，殖民地，甚至是奴隶。但是郑和的任务是拿中国的钱撒到外国去，然后换来万国来朝，以他来证明明朝的伟大，特别是证明那位创造了他侄子政权的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
由于华夷之辨，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少有主动的对外贸易，同时，也因此中国也不主动地传播自己的文化。葛剑雄打趣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在国外办过一所孔子学院。一般人都拿唐朝作为古代中国开放的典范，但葛剑雄指出，“我们历来是开而不放，没有放，放什么？唐朝可以允许外国人来，允许自己的人出去吗？不可以的。”他提到几个例子，比如玄奘是偷偷出去的，鉴真和尚是日本人再三邀请才东渡。中国不主动传播华夏文化是因为觉得这些地方是蛮夷，蛮夷不配。葛剑雄提到，对于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中央政府是不管的，也不主动在这些地方推广华夏文化，要等到这些地区完全像其他地方一样，实行改土归流，才开始在那里开学校，传播文化。
牛津学者眼中的丝绸之路：它始终都是世界运转的轴心
葛剑雄认为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只能是一种润滑剂而不是原动力，他认为在文化上面我们应该向费孝通先生生前提出来的一样，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家要和谐相处，必须做到首先是尊重自己的文化，各美其美，然后也要尊重理解欣赏人家的文化，美人之美，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才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