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作家笔下的市井侠义传统

对于首先是作为旗人，然后才是北京人的作家而言，其对北京所具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情结”，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乡土情结，旗籍作家在进行武侠小说写作时，自然地会将京师旗人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性的市井侠义传统摄入自己的笔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更早，被认为是武侠小说的黄金年代，无论是金庸、古龙、梁羽生，还是活跃于清末民初，乃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诸位作家，都创作有许多至今仍令人向往不已的武侠作品。

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独特类型，武侠小说到清代开始定型，并在民国时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1949年以后，这一创作类型在中国内地（大陆）出现了消歇，而在港台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极富中国文化和文学意味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而与武侠小说的发生发展同一时期，因八旗制度而出现的多民族成分融合，也催生了独特而丰富的旗人文化和旗人文学。旗籍作家的出现是从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旗人的族群文化即便在清朝统治结束以后，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继而影响旗籍作家的文学创作。比如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等，都属于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一书中，该书的作者，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张书杰将晚清文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文化承传的广阔文化视野中将清代到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钩稽出来，并将旗籍作家作为一个独特群体进行整体研究，通过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这一视角，深化了对武侠小说这一创作类型价值内涵丰富性的认识。

以下内容选自《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中《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一章节，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张书杰 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作品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赵园在谈及北京这座城市与人的关系时曾说到，“乡土感即源于熟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

对于这里所论述的创作了武侠小说的旗籍作家来说，虽然他们主要不是从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理解这座城市的，没有一些知识者乡土情感的抽象和高蹈，但也确实同样在这座城市中寄寓了自己的“乡土”情感，而这种乡土情感对于这些旗籍作家来说还显得颇为复杂。对于这些首先是作为旗人，然后才是北京人的作家而言，其对北京所具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情结”，那是将东北精神故乡与现实生活地域——北京这个第二故乡叠印在一起的乡土情结。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乡土情结，旗籍作家在进行自己的武侠小说写作时，自然地会将京师旗人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性的市井侠义传统摄入自己的笔端.

旗籍作家的乡土情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可以这样来理解。第一，就入关后旗人整体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层面而言，中国的东北地区无疑是其“乡土”，而即便是早已在时间上远离这个乡土的旗人的后代，那里也始终是其永远的“乡土”，而这个“乡土”自然已经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乡本土”，而更多的是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的。

从历史上看，八旗人众的“本乡本土”是中国的东北地区，而就其族群主导成分的满洲来说，其更为切实的乡土则是长白山及其以西与长期被汉族垦殖的辽沈地区接壤的地域。从这一地域崛起的女真政权，在整个东北建立了清王朝后，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包含了大量的原属于其他族群的成分，如蒙古人、汉人等等，因此山海关外的中国东北地区也可以算作整个八旗族群的乡土了。八旗族群主体入关以后，据有北京，并分散在各重要军事据点驻防，此后，这个主体中的绝大部分人众，就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但这一地区仍然成为旗人永远的精神故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入关后，清廷对于八旗制度自始至终的坚持以及旗民分治政策始终一贯的实施，满汉之间或曰旗民之间直至清末都没有实现充分的融合。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这也与清廷对于以满洲为主导的八旗族群文化长期坚持倡导和维护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以满洲八旗为主导的旗人入关以后，面对以汉族为绝对主导的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满洲皇室和贵族始终没有放弃以“国语骑射”为显著标志的满洲文化的坚持，反而一再在旗人内部进行强调和强制。“国语”当然指的是满语，这是满洲民族的语言标志；而“骑射”在满洲统治者看来则是其征服中原的重要军事基础，八旗制度在入关后依然得以保持，其目的之一也是要努力维护这个基础。因此在八旗内部，曾经在早期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也带来了原为汉人的旗人的满化（如说满语、取满名等等）。承德北部木兰围场的设立、皇帝每年一度的“秋狝”也都是在表明对以满洲为主导的族群特性的坚持。

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还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来强化自己所领导的八旗人众的族群特性。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官方就开始编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洲实录》等书，有意识地保留有关满洲源流、发展历程、人物事迹、八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历史资料。后在学术上有《八旗文经》的编纂，在文学艺术上有《熙朝雅颂集》等的编辑，等等。因此，东北地区是能够给征服族群以骄傲感和精神惕厉的乡土，这个乡土自然会对从上到下组织严密的旗人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作用，也会对旗籍作家的乡土观念的形成起到不容忽视的影响，虽然这些作家已经都是长期生活在关内的旗人的后代，东北对他们而言已经是非常辽远的一个所在了。他们不仅没有出生在那里，甚至在创作武侠小说的时候很可能都没有践足过。

第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及京畿地区——这个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乡土，后来的旗人更是充满了特殊眷念的情感。这里是入关后旗人的大本营，是满洲皇帝君临天下的帝都，国家优养旗人的政策在这里无疑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尤其是旗人长期在这里生活的结果，还与汉族等其他文化相遇合而创造了具有特殊样态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具有旗人特点的娱乐休闲方式。就是语言，因为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对于东北汉语的学习和富于创造性的改造，形成了新的独特的官话，也就是京语，其在俗白中还有其特有的圆润和流利。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京语甚至就是旗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是能够唤起对于一个地域的特殊情感联系的语言。

骆驼骡车（来源：〔日〕青木正儿编图、〔日〕内田道夫解说：《北京风俗图谱》，张小钢译注，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页），《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插图。

承平时代的北京日常生活相对于关外的征战、劳作，帝都的气候、环境和文化生活相对于塞外的荒寒和匮乏，无疑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入关后这里很快就成为旗人的“乡土”了，那是可以给人以享受、安逸和祥和的乡土，甚至是殁后旗人的归宿之地。雍正就曾有这样的谕旨：“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也。本身既故之后，家口不归本乡，其事可行乎？”满洲诗词大家纳兰性德则用词作表达其对于北京这个故园和家乡的温馨和宁静的依恋。作为宫廷侍卫曾经随康熙皇帝出山海关到东北告祭祖陵的词人写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即便是后来清朝的统治已经江河日下，旗人的生活已经困敝不堪，京师旗人对于这座城的爱恋依然是衷心不改。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作家比旗籍作家老舍表达得更为深切：“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因为我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作为旗人，其他旗籍作家也同样具有这种特殊眷念的情感。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进入民国时期以后，旗人社会开始逐渐解体，漂泊或寄寓在外地的曾经的旗人们这种眷念的情感无疑会愈发强烈。

第三，对于创作武侠小说的旗籍作家来说，其特殊的乡土情结还表现在与旗人社会特殊的故园情感相伴生的市井风俗文化和市井侠义传统上。或者说，由于武侠小说是一种通俗文类，加之作家对于这一文类的体认，乡土情结中与故园情感相伴生的市井风俗文化和侠义传统会得到突出的强调，而这一点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作家对于北京旗人社会的乡土情感，从而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引发人怀想的形象魅力。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旗籍作家明显将旗人东北的那个精神故乡与北京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乡土叠印在一起了。精神故乡是背景，而北京及周边地区则是前台，并且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己乡土中的地物地貌、风俗文化、族群人众的文化性格来设置场景、构拟情节、塑造人物，从而显现出其对家乡的眷恋之情。而这种乡土情结作用于作品的另一个结果则是，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作品具有了明显的地域特征，即便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场景不是北京或东北地区，也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旗籍作家才会有的“乡土”气息。

《儿女英雄传》《宝剑金钗》等大量描写北京及京畿地区的地理风物

“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与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的塑造作用影响了文学。也可以说，包括风土、人情、文物和传说等人文因素在内的地缘文化才是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真正力量”。因此，旗籍作家这种特殊的乡土情结，就使得其作品在一个新的维度与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区别开来。在平江不肖生的作品中，人们能感受到湖湘文化的气质。而同样作为北派小说名家的还珠楼主，在其作品中，人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则更多的是巴蜀文化的神奇、瑰丽，如此等等。不仅如此，旗籍作家作品中的地域特征也同样是其文学想象力的重要来源，更是其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

具体说来，首先，旗籍作家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作品中大量地描写了北京及京畿地区的地理风物，而且还基本上都具有地理方位的准确性，那既是基于熟悉，更是源于恋乡情感的蛊惑的。《儿女英雄传》中，对于人物从陆路出京的路线和从水路回京的路线都有准确的描写。在这一点上，赵焕亭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奇侠精忠传》中杨遇春进京经过的卢沟桥、观看市井人物争斗的玉河沿，大侠茹南池所去的京城人物的游览之地二闸、陶然亭等等，作家也都有介绍和描写。

电影《儿女英雄传》(1959)剧照。

至于王度庐，对于京师地理的描写就更加丰富了。《宝剑金钗》中，根据情节的需要李慕白则是从京北进京找自己住在南半截胡同的表叔，一路经过延庆、居庸关、沙河城、清河镇、德胜门、蒋养房、西四牌楼、顺治门，最后在西河沿的客店住下，地理方位和行进路线都准确无比。而相比之下，作家对其他地域的描写，则未免流于泛泛。就是以北宋的东京为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背景的《三侠五义》，其对京城的描写实际上参照的也还是北京，这可以在叙述者谈及欧阳春喜好游览名胜古迹时对于京城四季景色的描写中得到印证。

其次，旗籍作家对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风俗习惯尤其是与旗人有关的风俗习惯也有大量的描写和介绍，而这些风俗习惯则更是与小说的情节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儿女英雄传》中有关于涿州东岳庙会的详尽的描写，《卧虎藏龙》中对于妙峰山香会和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会、《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中对于丫髻山香会都极尽渲染之能事。而且在有的作家笔下，这种风俗描写还有泛化的倾向，那就是当作家由于情节设计的需要，而把人物活动的场景放在其他地域之时，对于彼地市井风俗的描写，也带有北京风俗的特点。

如赵焕亭对重庆府城的东岳庙会、对太湖上一众侠客进香的描写明显具有北京香会的特征。至于作品中人物的婚丧嫁娶风俗，也是作家设置情节的重要背景内容，而且这种婚丧嫁娶的风俗明显具有东北旗人族群的遗风。《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嫁安骥，安学海“参酌旗汉”举办了这场婚礼，其中的响房、坐福、射三箭、吃子孙饽饽、挑长寿面等无疑都是东北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的风俗。《奇侠精忠传》中，赵焕亭则把这种风俗泛化，把跨马鞍子、坐福等旗人风俗放到重庆腾蛟村的杨逢春和于益的婚礼上。而王度庐《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的婚礼、玉娇龙母亲的葬礼等也都是旗人的风俗，至于其作品《宝刀飞》中对于纳兰姐妹扶柩回北京的棺木的描写更是旗人风俗中特有的形式。

这种乡土情结下的对于乡土地理风物、风俗习惯的描写实际上为旗籍作家塑造小说中另一种类型的侠义人物或者侠义人物的另一种人格侧面提供了背景，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源于东北精神故乡的旗人的性情、性格与北京这个地域前台的市井生活才得到无缝的连接。顺理成章的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特殊的市井侠义传统既作为一种乡土情感的蛊惑，又作为表达侠义精神的乡土资源，得到了作家们的重视。而作家们对于这一传统的充分发掘和利用则使得旗籍作家作品中的侠义精神表现获得了新的价值维度，并使得作品具有了旗人社会特有的谐谑和幽默的气质，即便是王度庐的“悲剧侠情”之作也不乏这种气质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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