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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 热爱近处的人 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热爱近处的人 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2021-11-11 11:28:52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0年前的今天,1821年11月1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的一个医生家庭出生。24年后,他完成了一部叫《穷人》的书信体小说(次年连载于当时的《彼得堡文选》),走上小说的创作、出版之路,并因此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无法超越的高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一生都未脱离这一折磨,只不过在他的笔下,那些发病时的场景和感受反倒使他进入不同于平常、也不同于别人的异常体验。他将这种体验形容为幸福的。除了癫痫症,他也经历过被监禁、被流放,在《双重人格》被文学评论界诟病后还曾一度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一种或多种坎坷,而作家也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更为敏感,而且都会书写非同寻常的心路历程。这些人生经验都以不同方式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所以,命途多舛和饱经沧桑显然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有的,然而,并不是每一个身经忧患的人都能像他那样深刻地反思,并借助信仰完成对复杂人性洞幽烛微的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被命运从人生惬意的舒适区拉出来,不断地进行突破和超越,最终达到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之际,书评周刊推出专题《碎裂而尖锐的灵魂》,纪念一位作家的诞辰,纪念一位人类命运关注者的诞辰,还有他的癫狂、激情以及对苦难的反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每个命运攸关时刻,都进入他的人生思考,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察。他深切关注人类命运,在二律背反的存在中发现人,也在这种悖论中看到人所面临的危机,参透人生的苦难,并层层深入地揭开人之存在的奥秘。

陀思妥耶夫斯基 热爱近处的人 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撰文 | 张变革

01

阴暗中的明亮乐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现实中人所经历的种种悲剧,呈现了一幅幅骇人的罪恶场景,因此被认为是晦涩阴暗的作家。然而,细读他的作品,深入研读他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在这些阴暗的图景中,作家关切的是人的存在境界,是深陷迷惑中人的命运。其作品在深重的苦难背后,有着虽曲折却不断上升的精神运动,也因此,他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光明乐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内的展品中,有一张作家的出生证明,夹在厚厚的册子中,里面记录的都是这家为穷人开设的医院中出生的孩子的姓名,他父亲就是这里的医生。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他的人生的开始就与穷人保持着血脉联系。无独有偶,他的处女作也是以《穷人》命名的。而作家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标题,也呼应着作家关注人类命运的主题。“卡拉马佐夫”在原文中有着肮脏、污秽的意思,这也赋予小说一种象征意义:人类都出自污秽肮脏的土地,但都为骨肉兄弟。如《一个荒唐人的梦》中所言:我绝不相信罪恶是人的正常情形。人需要借助苦难,涤荡自我,重新组建爱的共同体。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

还是从他人生和创作的分水岭说起,就是他所经历的灾难性事件。1849年,他因为参加激进的政治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逮捕,先是被判死刑,后被改为监禁和流放。他所经历的戏剧性死亡场景,在人看来是极大的不幸,但却成为他人生的转机,使他摆脱此前的精神危机,进入到充满生机的全新人生。此前,在处女作《穷人》发表后,作家曾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志得意满,进入彼得堡文学圈子。

但好景不长,随后发表的《双重人格》,却遭到评论界的不解和诟病。作家因此陷入到人生低谷,经历了创作危机,并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是彼得堡的监禁解救了他,让他认识到,生命并没有随着外在事件的变故和他遭遇的荣辱而丧失,反倒是让他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并走出此前所迷恋的种种理论学说。在给哥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哥哥,我不忧伤,也不灰心。生命是恩赐,生活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以成为幸福的世纪。”

改编电影《双重人格》(The Double 2013)剧照

改编电影《双重人格》(The Double 2013)剧照

西伯利亚近十年的监禁和流放,成为作家人生的转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激情地写道:“你怎么知道,也许,在高处,就是至高之处认为,我需要经历苦役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非如此便无法生活。从这点来说,苦役是有价值的。”苦役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和磨难,如作家所言:“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尽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灵魂上。”但苦役也为作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人生。在与囚犯朝夕相处中,他对人性的复杂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得到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里有深刻、坚强而美好的人物,在粗糙的地壳下找到金子是多么可贵。”这些观察被作家写入到1861年发表的《死屋手记》中。 

监禁期间,作家始终阅读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送给他的新约圣经。这本圣经也伴随了作家一生,对信仰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也成为此后创作中的核心问题。监禁和苦役中,作家回忆起自己童年所接受的东正教信仰,并反思自己对激进思想的迷恋。在短篇随笔《农夫马列伊》中,作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粗鄙的外表下,人民身上保持着信仰带来的爱。在这种爱的反衬下,人文主义者所高呼的“自由、平等、博爱”,因其否定传统信仰、无限肯定自我而显得苍白造作。

在《作家日记》和给友人的书信中作家多次谈到自己当初“走迷了路”:“你们怎么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不会成为涅恰耶夫斯基分子呢?……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是涅恰耶夫,但不敢说,年轻时……我不会成为涅恰耶夫分子。”作家以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等形式,或间接或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展现信仰之途上遇到的困惑,其文学思考也更加深入成熟。 

02

爱具体的人 不要爱抽象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译本(曹缦西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0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译本(曹缦西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0月)

1864年,作家经历的人生磨难,成为他创作中又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作家完成了《地下室手记》,揭示了个体之人的存在状态:在层层剥离外在的身份后,人内心深处的本质——自由意志——呈现出来,这是作家竭力捍卫的。然而,作家也同样揭示出自由之人所要面对的人性问题,那种对他人、对自己都难以面对的骇人情形:高尚背后隐藏着恶毒和卑鄙。这种存在处境的危机,让人不能再为自己感到骄傲,不得不为自身情形进行忏悔。 

同年,作家先后失去了在其生活和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位亲人——妻子和哥哥。在沉重的精神打击下,作家对爱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妻子玛丽亚在长久害病后死去,他写下了著名的篇章:“玛莎躺在停床上,我和她还能再见面吗?”  

文章中,作家从自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人的局限。人凭着天然本性,无法实现“爱人如己”,即使是为最爱的人,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人存在之双重悖论在“爱”中令人痛心地显明了。爱是人最高生活意志的体现,但人的“己”横亘其中,使爱难以实现,这也成为人之存在最大的痛苦。“欲望”与“爱”相悖而存的主题被作家反复书写,并在此后《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温顺的女人》等诸多作品中得到深刻的揭示。  

改编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1969)剧照

改编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1969)剧照

后期创作中,作家严格区分“幻想的爱”与“实践的爱 ”。前者指向人道主义空洞理论所谈的虚幻的爱,实则是对自己的爱;后者指向信仰感召下对人奉献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没有对永恒价值的信仰,真正的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人真正的爱,并非局限于感性,而是从人的心灵深处尊重他人的人格,爱他全部的存在。仅仅停留在感性范畴会导致欲望,遏制对他人人格、自由意志的理解和尊重。而追求心灵成长的代价是痛苦的,因为它要求人不断与自己争斗,超越自我中心的局限。非如此,人就将沿袭天然的惯性,在自我中滑向堕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乎没有静态完美的人,所有人都带有原罪,都要经历内心的挣扎:经由盲目、迷失和苦难而达到心灵成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宽容忍耐地对待他人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爱“近处的人”,而不是在想象中爱“远方的人”。

03

对人心盲目的警醒

改编电影《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970)剧照

改编电影《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970)剧照

作家前期的生活虽然饱经忧患,但后期却得到了让无数作家羡慕的家庭生活。1866年,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走进作家的生活,成为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得力助手。是作家发表于1865年的《罪与罚》,让安娜对作家有了深入的理解和仰慕。她不仅使作家还清了此前的债务,还帮助作家摆脱了赌博的挟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很长一段时间迷恋赌博,并将这种体验写入了中篇小说《赌徒》。赌博中,作家经历了难以抗拒的诱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幻和“自我实现”:一面是获得成功、瞬间发财的诱惑,一面是强烈的虚幻感——仿佛对整个世界都胜券在握。他写下了自己屈从于欲望的挣扎:“我痛恨赌博,但却不能战胜它。”是妻子安娜由信仰而来的忍耐和宽恕,使作家获得了精神援助,最终摆脱了嗜赌的捆绑。这使作家对人性弱点,对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后期的作品中,作家不断呼吁人们关心罪人,关爱那些深陷迷惑的人。如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拳拳之语:“弟兄们,不要害怕人的罪,要爱那些尚在罪中的人,因为这接近上帝的爱,是地上最崇高的爱。”

1871-1872年写成的《群魔》,源于现实中的政治谋杀事件,这让作家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参与政治激进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的情形。个体的经验在这里再次成为创作动机,更加恢宏、更加深刻地与时代命运相契合。

如果说,此前的小说《罪与罚》描写了作家对个人犯罪的观察,《群魔》则展现了群体的犯罪。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受到虚假的社会正义论蛊惑,以杀富济贫的暴力方式重塑社会正义,实则是要证明自己是“敢于拾起权力”、“不成为他人材料”的非凡之人。《群魔》则向我们展现了虚无主义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后,人的精神等级秩序发生颠倒和错位的情形——以爱为核心的精神序列被盲目、傲慢和僭越所取代。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追求僭越,以颠覆现有的秩序,满足虚妄的想象。“以无限的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告终。”这些虚无主义者们,或者头脑简单地附和社会上种种思潮理论,或者出于利益打算,或者摄于恐怖情绪而成为杀人机器,都被盲目所驱动,丧失独立的人格,泯灭良心的法则。 

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电影《一件糟心的事》(Скверный анекдот 1967)剧照

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电影《一件糟心的事》(Скверный анекдот 1967)剧照

作家对参与恐怖谋杀之人精神世界富有警示性的洞察在于:群氓中人的善良品质会发生扭曲,人会沦落到理性丧失的地步。发疯成为诸多迷恋虚无主义者的结局:疯癫直接来自对神圣事物的践踏,对精神价值和对人性的诋毁,来自人以低级的价值代替更高精神价值的僭越。对于内心盲目而误入虚无的人,蒙羞受辱是他们难逃的厄运。然而,作家并没有将笔墨停留在审判上,而是给出了信仰的关怀和宽恕的温暖。这在小说中是以人精神复苏的故事展开的。 

深谙灵魂奥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洞见到,人更深的盲目在于内心的悖逆顽根,以离经叛道、颠覆世界秩序为张扬自我的途径,追求感性自由,却陷入心灵的奴役。这种极度的叛逆对孩童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十三岁的柯里亚高谈自己的政治信念时,不仅表现出他的无知,也暗示了他将要面临的困境:为自己所不理解的时髦理论付出代价。孩童的无知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当时各种思潮的传声筒,将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作家没有因孩童世界的盲目和局限而否认其神性的存在,这指向人性中的善良、公正和单纯,尤其体现在孩童身上,因为他们尚未被成人世界的世故偏见所吞没。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所言:“要爱孩子,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如同天使一样让人感动,使人因他们而变得单纯。他们的存在好像是对我们的警示。”孩童盲目而天真的双重性,成为人类社会的深层隐喻,对此问题的揭示成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又一种关注方式。

04

丧子之痛与苦难的超越

作家所经历的人生痛苦中,有一种是无可安慰的丧子之痛。1868年,作家初次体验到为人父母的快乐,这仿佛是对他此前艰辛生活的补偿,他忘我地爱着这个孩子。然而,刚刚三个月的小女儿索尼娅就夭折了,这给作家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惑:

“索尼娅在哪里?这个小人儿在哪里,我敢说我将为她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只要她还活着。”

这种痛不欲生的感受让他思考孩童的存在与世界和谐的问题:任何“人间天堂”都无法抚慰一个失去婴孩的父亲的心,人的灵魂比整个宇宙都要珍贵,任何“世界和谐”都无法弥补一个生命的损失,哪怕是最小的人。这刚好是作家写作《白痴》进入到后期的时刻,这让作家对死亡与复活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这与写入《白痴》中小汉斯·霍尔拜因的《死亡的基督》的画像遥相呼应,在这部小说的悲剧性尾声中加入复活的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译本(臧仲伦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译本(臧仲伦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

1878年5月,在作家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期间,他三岁的小儿子阿廖沙病死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的狂风暴雨后再次经历的悲痛。作家对小阿廖沙怀着近乎绝望的爱,仿佛预感到了他的夭折。这次痛苦更深地撕扯作家的内心,也把他对人类苦难的体验带到更广的境地,经历更高的超越。此后,他与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到修道院拜访东正教长老,在东正教长老的帮助下得到从信仰而来的安慰,这被写入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信仰的村妇”一章,爱和痛苦的深切体验在这里拥有了更加普遍的全人类的特征。也让这部小说有更加鼓舞人心的力量。 

人与世界及宇宙的和谐关系基于人内心的谦和宁静,这是经历种种欲望之迷惑后人心发生的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以马尔克尔和佐西马的忏悔表达了这种更加深邃的精神体验: 在经历深刻的精神危机、内心发生根本变化后,人感悟到上帝造物的奥秘,意识到自己隐秘的罪,敏锐的良心驱使他们在宇宙和自然面前进行忏悔。只有这样,人才能重新发现世界的美丽和谐,看到神圣化的自然景物。 

简单勾勒的作家人生创作历程让我们看到,他是以自身的苦难不断拓展内心的境界,将人类的苦难深怀于心。作家在深刻揭示种种虚幻的同时,对所有深陷虚幻的人发出悲悯的同情和关注。他对人的讴歌不是浪漫主义式的,而是基于坚实的信仰,相信每个人都是按上帝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这是人之高贵的所在。然而,善与恶同时存在于人身上的事实,也让作家始终保持对人清醒的认知。如他自己所言,“我描写人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因此,他不仅在每一个罪恶深重的人身上都发现神性存在的闪光,也在每一个自以为正义的人身上发现罪的根源。他为陷入迷惑的人开具痛苦的良药,也为深陷渊薮的人探索精神上升的曲折途径。正如别尔佳耶夫、罗赞诺夫等诸多哲学家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感到亲切。

(责任编辑:陈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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