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与玻璃器，是东西方文明的两大发明。在瓷器方面，东方曾比西方领先1000年，而在玻璃器方面，西方曾领先东方1000年。
西方长期无法掌握瓷器制造的诀窍，因两大文明结合部——西亚地区无瓷土资源，只能烧成炻（音同石）器，严格来说，炻器不能算瓷器，属从陶器到瓷器的中间阶段，仍未解决脱釉、渗水等问题。欧洲人以此为师，自然学不到真东西。
玻璃则不然，其主要原料为纯碱、石灰石、石英，均非难得之物，而玻璃的熔制温度为1400—1500摄氏度，虽然较高（瓷器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最高为1400摄氏度），但钢水出炉温度在1570摄氏度以上，中国在春秋晚期已开始炼钢，可见，这点困难拦不住中国古人。
那么，中国古人究竟会不会造玻璃呢？
中国也是玻璃的发明国之一
“中国古代无玻璃，只能自外舶来。”在相当时期，这是学界定论。原因有二：
其一，“费昂斯”（早期玻璃制品，较粗糙，半透明）在埃及、两河流域、欧洲有出土，制造于公元前2500年，而中国出土的“费昂斯”最早为战国时期制品，制造于公元前1400年，后者不仅年代晚，且造型明显是前者的仿品。
其二，通过化学分析，发现河南淅川徐家岭墓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的主要成分与埃及玻璃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蜻蜓眼”的发现，为史前“青铜之路”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然而，随着更多先秦玻璃文物出土，原有定论又被推翻，因其中绝大多数化学成分与西方玻璃迥异。
在汉代以前出土的54例出土玻璃文物中，含铅的占52例（96.3%），含钡的为39例（72.2%），并无西方玻璃必须的钠、钙成分，而在西方古代玻璃中，几乎找不到含铅、钡成分的。
这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也是玻璃的发明国之一，只是中国发明的是铅钡玻璃，而西方发明的是钠钙玻璃。
铅钡玻璃的优点是色彩绚丽，但缺点是易碎，不像钠钙玻璃那样能耐高温，且铅钡玻璃含重金属，对人体有害，不适合做餐具与茶具，只能制成装饰品。
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淡绿色鸭形玻璃注——罗马
汉代已有凸透镜
汉代时，张骞的“凿空之旅”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钠钙玻璃器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铅钡玻璃仍居主流。
美国学者韩森认为：丝绸之路的影响不应高估，由于资金不足，丝路贸易多属接力式贸易，而非长途贩运，货物流通量小、周转慢，对东西方社会影响有限。
长途贸易需大量资金，会刺激银行、保险业的发展，进而引发整个商业环境的升级。地中海贸易多属长途贸易，故古罗马时已出现近代信贷制度，这是罗马帝国富强的基石。
典型例证是：汉代中国玻璃仍以铅钡玻璃为主，且采用熔铸法，即将玻璃粉装进土模或石模，煅烧使玻璃融化定型，冷却后除去模具，再通体打磨。此法成本甚高，产品亦欠精致。本是加工青铜器的方法，在铸造青铜器时，其杂质会烧结形成玻璃珠，正因如此，人类才发现了玻璃，这说明，汉代玻璃制造工艺基本停留在较原始的水平上，而此时西方玻璃匠人已普遍采用吹制法，成本低、器形美观，产量也大大提高，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成为世界玻璃出口的中心。
东汉时，中国可能已生产出全透明的平板玻璃，王充在《论衡》中记载了一种“阳燧”，可聚日光取火，应属凸透镜的一种，但在考古中尚未发现。
中国错过了钠钙玻璃
南北朝时期，钠钙玻璃大量涌入中国。
据《魏书·大月氏传》记载：“（北魏）太武（公元424—451年）时，其国（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瑙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馏璃（即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从这段话看，钠钙玻璃在美观、价廉方面压倒了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淡绿色玻璃碗——萨珊
然而，铅钡玻璃并未就此被替代，不久之后，它又成了主流，并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
传统社会没有发明家群体，技术人才只能依附皇家、贵族，为其趣味服务，南北朝纷争不已，世家大族起伏兴衰不定，影响了先进技术的传承。
到隋代时，皇家所藏玻璃器又都换成了传统的铅钡玻璃，只是采取中亚匠人输入的吹制技术，匠人何稠因擅此道，竟然当上了“员外散骑侍郎”，他吹制的铅钡玻璃含绿色，专供内府，被称为“秘色”。
隋唐时期玻璃器的造型更美观，但铅钡玻璃不耐温、有毒的缺点依然存留，多用来制作佛教用具、饰品。北宋时，匠人们又研制出无钡的玻璃配方，即高铅玻璃，但始终未能突破传统的局限。
乾隆力推中国玻璃制造技艺
明清两代，玻璃又被称为“药玉”，列入官员服制。
明代规定，二品以上官员方可佩玉，而四品以下只能配“药玉”，并严禁民间以金玉、玛瑙、珊瑚、琥珀为装饰，因玻璃不在其中，“药玉”迅速普及，只是为了自高身分，富人们更喜欢近似玉的玻璃，排斥透明玻璃。
清代三品至五品官员的顶子中含玻璃，但也非透明玻璃，而是近于蓝宝石、青金石和白玉的玻璃。
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大量来华，将钠钙玻璃制造方法传入中国，康熙时，广州已能生产“洋玻璃”，但质地不佳，粤海关曾向乾隆进贡玻璃盖碗，乾隆用后大为不满，传谕“不准报销”。乾隆四十八年（1709年），清廷建立了第一座皇家玻璃厂，聘请4名“洋匠”。因熔化玻璃需彻夜工作，而依宫廷定规，男子不得在紫禁城内过夜，故该厂设在靠皇城200米处。
乾隆常到厂察看，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中国匠人们制造出的钠钙玻璃工艺品已不逊于西方。
力推玻璃制造“国产化”，应是乾隆早就有的情结，乾隆未登基前，故宫内便已安装玻璃窗，乾隆曾写诗称赞：“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康熙时罗马教廷判定中国人祭祖为“偶像崇拜”，康熙反复解释无果，一怒之下宣布“禁教”，大量西洋传教士主动离开中国，少数传教士在清宫庇护下又服务了数十年。
随着在华传教士纷纷离去或逝去，皇家玻璃厂不得不停产，相关技艺亦失传承。
错过了玻璃，错过了现代化
因玻璃未普及，中国人没能发明出望远镜、显微镜等，有学者认为，这是造成东方文明落后的重要原因。
明清之交，西洋火炮传入中国，“火炮+望远镜”成为标配，刺激了中国玻璃加工业发展，广东出现了专业磨制凸透镜的匠人，且涌现出《运镜图说》等理论著作，加上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得到清廷重用，大量西洋科技书籍被译成中文，并收入《四库全书》中，其中对哥白尼、开普勒、第谷等人的学说均有介绍，故中国亦能生产第一代望远镜，质量不逊于西方。
明末清初三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
随着战争结束，为巩固自家江山，皇家将火药配方、望远镜等秘藏，清代将军出战，需单独申请，方拨给望远镜、大炮，后为了边防需要，不得不在少数城市设置大炮，却都是威力较小者，且不配望远镜。
垄断出停滞，到西方推出第二代望远镜时，中国已被甩在后面，清宫收藏了150多架望远镜，只有一架属二代技术，其他均为第一代望远镜。
一误再误，清朝最终落入难以挽回的危局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当时中国能制造出最好的玻璃，恐怕亦于事无补，无非是皇帝又多了一个玩物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在实验中，用玻璃器的好处在于能看到全过程，用瓷器则只能看到开始和结局，这就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思想方式：西方人更重直观、实证与过程，而东方人沉浸于“黑箱”式思维中，更偏于整体观。换言之，玻璃器不普及，决定了东方文明后来的命运。
落入高平衡陷阱中
虽然皇家的举措不利于玻璃业发展，但也从未禁止民间生产玻璃，明清贸易发达，为何民间未能填补这一真空？
究其原因，在资金不足。
明清时期，中国是瓷器出口大国，在3个世纪中，平均每年出口100万件瓷器，可收益却极少。在欧洲买中国瓷器，甚至比中亚出口到欧洲的低仿炻器还便宜，在最盛期，一名景德镇熟练工人年收入只有6两白银，与在乡务农差不多。
表面看，瓷器是个大产业，清代景德镇已有一百万人口，烧窑炉火昼夜不熄，工人夜间劳作的“万杵之声”令人夜不成眠，整座城市被称为“四时雷电镇”。然而，只有劳动密集，没有资金密集，便落入了“高平衡陷阱”（需求不振导致劳动力日趋廉价，资源和资本却日趋昂贵，表面看交易活跃，但社会却陷入停滞）中，企业只能靠不断削减利润空间生存。卖中国瓷器造就出一个个欧洲富翁，生产中国瓷器反而只能在饥饿线上挣扎。
没有资金，就没钱开发新技术，就难以完成市场教育。中国古人普遍喝茶，而玻璃茶具显然没瓷茶具方便，因为玻璃传热强于瓷，容易烫手，此外，玻璃遇热水有炸裂之虞，瓷器却能应对自如。
既然从实际应用看，瓷优于玻璃，自然无人愿冒险投资后者。随着时间推移，曾经的聪明之举却成了愚行，而这，恐怕是前人怎么也想不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