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被一部分年轻又新潮的中国夫妇选择，它就是“自愿不育”。这种国外称作“丁克”（英文缩写ＤＩＮＫ的译音，特指双收入、无小孩的夫妻）的潮流，否定了古往今来中国人公认的丈夫、妻子、孩子组成最标准的家庭结构，而对生育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据调查，“丁克”家庭在８０年代之后才在中国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其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家庭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一般居民。

走近“丁克”

　　面对中国人口过剩的警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唤起了他们的忧国之心。

　　谭东是一家大学的副教授，妻子在一家化学研究所当工程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至今不发达，其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每一代人不重视自身的发展，而转向对下一代的望子成龙，结果形成多层次、低质量的恶性循环。而人生的任务在于自我实现和发展，把希望转嫁到下一代，是一种逃避。

　　他妻子吕红丽表示，实在舍不得把孩子生育在这么拥挤和贫困的地方。人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对此上海人最有体会：空间有限，人挤着人，活得太累。在这个人满为患的年代，不生育是一种美德。

　　当然，他们也有烦恼，双方父母为了第三代的事，几次与他们闹翻；周围常有人在背后议论他俩没有生育功能。但是，他俩却泰然处之。

　　让自己的生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内得到有效的发挥，充分实现自我价值，是一部分自愿不育者的共识。

　　结婚已经10年的杨妍，是在婚后第３年作的绝育手术。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最基本条件就是轻盈匀称的体型，可怀孕和生育往往造成的发胖和臃肿，影响艺术生命。

　　她的丈夫是一名作曲家，理解她的选择，他认为，人生能有几十年时间？为了家务、为了孩子就花去十几年的时间，太不值得了。

　　“丁克”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摈弃了中国人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作牺牲的传统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

　　有一件事对夏淼的触动很大，她的一个女友离婚时，双方都不想要３岁的女儿，孩子却哭喊着要爸爸妈妈。夏淼想，既然都不喜欢孩子，当初为什么要生下她呢？

　　夏淼的丈夫思想很开通，在他看来，两人世界是最美妙的境界，生儿育女会丧失自我。

　　夫妻俩游遍各名山大川，照相册几大本。他们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在他们卧室梳妆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周活动安排：周一补习英语，周二去健身房或打保龄球，周三听音乐会或看电影、戏剧。周四做美容或逛商场，周五朋友聚会或舞会，周六、周日开车郊游。

　　也有一些“丁克”家庭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发现“叛逆”的结果并不总是罗曼蒂克，于是陷入困惑之中……

　　闵毅和阎璐璐在建立家庭时就坚持不唱“摇篮曲”。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璐璐有了一次短暂的外遇。由于内疚，她向闵毅坦白了私情。她以为他们夫妻的爱情会使丈夫原谅自己的出轨。不料“丁克”家庭中忠诚的份量远远超出一般的夫妻，闵毅无法原谅阎璐璐，俩人终于离异。

　　闵毅后来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生了一个儿子。 而阎璐璐则在中年的孤寂岁月中懊悔着自己当年对传统女性天职的拒绝。

　　有关人士指出：对国家人口问题的忧虑；为了使生活过得更轻松；实现自我是产生中国“丁克”夫妇的三大主要原因。

专家如是说

　　在中国，对“丁克”现象研究最早也最具权威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李银河。

　　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的李银河，是198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作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博士后时，开始关注“丁克”的。据她回忆，那时“丁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刚刚出现。除了她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外，还有一件往事至今让她耿耿于怀。“1973年，我在山西农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她常被丈夫痛打，原因仅仅是没有生孩子。且不说责任是否在她，即使她真不能生育就当受此虐待吗？我敢说，能否生育在1973年的那个小村庄是衡量妇女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个标准在其他文化中人看来或许是又可怜又残酷的，可是对于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人来说又是那么无可奈何！她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李接着说：“因此，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能使中国人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他之生育是他选择了生孩子这种生活方式；他之不育是他选择了不要孩子这种生活方式。”

　　谈到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李银河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有大批人群自愿不生育，并且呈愈来愈多的趋势。而在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农业社会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又是特别地强大、整齐划一，人们无形中沿袭了几千年来传宗接代的思想，从未意识到要选择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一些都市化、工业化地区，个人的选择空间多了，出现了一批与中国传统观念相距甚远的自愿不育者人群。他们以个人现世生活的幸福快乐为重，珍视夫妻关系，轻视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

　　“看来，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的根本差异在于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持的态度。传统观念轻视自我，以某种责任（如繁衍后代）为生活的基本目的；而现代观念却重视自我，时时关注自我的实现，强调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位学贯中西的社会学家很欣赏中国人开始个性觉悟。

“丁克”之忧

　　邢诚在西安的一个区政府工作，妻子牟云是一家小医院的医生。两人婚后曾打算要孩子，可住房、经济诸方面的因素使他们决定放弃生育。

　　邢诚希望社会对“丁克”家庭给予理解与宽容，在一些政策待遇上应不低于独生子女家庭。就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而言，一个不生，应该说对国家贡献比生一个更大，但却得不到鼓励，反而要影响分房等，这有失公允。

　　像邢诚这样的“丁克”们发现目前还没有关于这群自愿不育人群的政策，他们对此感到十分不满，称自己是“被遗忘的一群”。但来自李银河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消息听起来令人振奋，自愿不育者家庭已经开始可以与独身子女家庭享受同等的住房待遇。对此，李的解释是“丁克”生活的阶层不同，感受的差别就不同。她所在的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显然就少了住房分配不公的压力。世界大了，人们的念头也就多了，每一人群有他们自己的活法。因此，面对着这些“丁克”们，你可以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必须也应当承认：尽管他们的选择有悖传统，尽管他们的行为与多数人迥异，但选择本身是他们正当的权力，尊重、理解和宽容他们的选择，毫无疑义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　　罗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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