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深入研究中国美学的概念和范畴。20世纪80年代，美学界在美学理论的建构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范畴和体系，这是美学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美学的科学形态的标志。但这些概念、范畴基本上来自西方的文化体系，亟需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范畴相熔铸。王兴华先生认为，中国美学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有十分丰富的概念和范畴，这些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概念和范畴，是中华民族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理论结晶，要想完全抛开这个传统，在理论上是虚无主义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深入发掘其内涵，给以科学、确切的阐释，并使之成为现代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为此，他十分注重中国古典美学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美学“意境论”的研究，发表了《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意境与审美空间的营造──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之二》等重要论文，对“意境论”做了新的深刻阐释，他特别从诗歌、绘画和园林艺术的时空境象出发，揭示了“意境论”与“空间境象”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三，在中西融合视野中寻找美学的普遍规律。王兴华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文化创造和选择离不开对已往学术的继承，我们既要学习西方，更要重视中国美学对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要善于从不同文化的审美性格和美学思想中找到普遍的规律，借以深化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使优秀的中国美学理论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因此，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他时常结合西方美学理论阐发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比如汇通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说与孔子的“仁智之乐”或“比德”思想，比较老子的“大”和黑格尔的“美”，认为孟子关于心灵形貌的论述和柏拉图有类似之处，揭示希腊悲剧和《离骚》相通的悲剧精神等，尤其是借助近代西方的主体论或“主体主义”思想阐发宋元“写意”美学思想，突出其“自由心灵和人格情操的表现”的意义。他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的不同，另一方面又不把中西差异绝对化，而是力图在中西的相异相通中探索“美学的普遍规律”。力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理性与感性、本质与存在、整体与个体、统一的世界史与民族的丰富特性结合起来，这正是80年代中国美学的时代精神，也是王兴华先生美学思想的根本精神。

（作者李广良为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