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地进行了全面部署，赋予了教育强国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和思想文化空间。新时代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树立文化主体性。“家国天下”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构建了中国人生活和做事涉及的基本伦理、纲常规范、政治秩序和话语表征，对个体（身）的价值做了“家国”空间拓展，对“天下”的价值做了“公共”属性设定，其蕴含的“锚定价值、留下追问、促生和合、蕴化共生”当代价值对教育强国建设具有很强启发性，应当从制度保障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数字化资源转化、青年主体性激发和拓展教育对外开放等多维度推动创造性转化，为新时代新青年提供身份认同的新机制，焕发教育强国建设文明传承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家国天下，教育强国，文化传承，创造性转化

党的二十大作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将教育、科技、人才确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2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建设进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现代化建设中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地全面作出系统部署，将教育强国建设放在民族复兴整体进程进行战略定位，是党治国治理的重大举措，赋予了教育强国建设崭新的时代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国天下”思想的教育意蕴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永葆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两个结合”奠定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文化根基，为教育强国建设开拓了宏阔的思想文化空间。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历经五千年文明传承，教育思想富集，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奠定基本理论形态，到秦统一以降的教育实践，中华文明传承和礼仪之邦的铸就均有赖教育教化的主要贡献。其中，“家国天下”思想汇聚众家之长，贯通身、家、国和天下等本体单位，其中天下的政治秩序与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构，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构建了中国人生活和做事涉及的基本伦理、纲常规范、政治秩序和话语表征，时至今日对当下中国人亦有深刻影响。

图为费孝通“差序格局”模型

“家国天下”思想的文化意涵。早在西周时期，“家国天下”秩序雏形即已出现，常感于商王朝之灭亡，西周统治者砥砺自己做到“敬德”和“保民”，以求“天命常在”。为此，以宗室血脉为基，建立了以周天子为中心，以宗亲分封而立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基础便是“礼”，是为以礼治天下。正是通过这种将宗法融入政治现实稳定各诸侯国秩序的做法，西周实现了真实意义上的“家国一体”。[]生逢风云激荡的春秋乱世，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以恢复正常政治秩序，其政治理想亦蕴含着以“礼”约束统治者、以德治天下的思想主张，孔子心中的“天下”不仅是时空范畴的外于人的存在，更是一种寄托了道德责任的文化空间，所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第十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家国天下”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与孟子的民本思想一致，孟子对于“家国天下”的希冀也重点放在了民“身”的教化之上。因此，孟子追求的“王天下”就是君主以“仁德”治理天下，家以“孝悌”而齐，民心归顺，天下承平。刑义田先生认为，天下的同心圆结构与周代封建的亲亲、内外完全一致，亲亲之义在差等，由亲而疏，由内而外，可以无限放大，天下由诸夏和蛮夷组成，中国在中心，可以推广到每一个角落，王者无外，进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秦汉大一统帝国出现后，“家国天下”思想在儒家思想政治法律化进程中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政治共同体组织方式，贯穿了从生民个体（身）、家族、国家到天下的主体，由天理、国法、家规、纲常等编织组织，不仅文明得以传承，帝国王朝得以确立，家族和生民也可以找到走向政治中枢并寻找到人生价值，个体（身）的价值在集体主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组织基础上实现超越，成为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文明格局。

图为西周“家国一体”示意图

从中华文化的本源和特质分析，“家国天下”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体现了“合于一”的思想倾向，即“把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存在去治理，而天下体系就是世界制度。”[]这种“和合”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中国先人对空间穷极范围内“天下”的整体性和内在演化规律的认知，老子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而对于“天下”内部地域差异和“人心”之不同，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采取了更为平和的态度去对待，不作“华夷之辨”，论“道与非道”、“君子之道”，更为明确地将道德修为作为衡量文明之标准，至此教育教化之作用就与文明自然连接起来，这个链接的纽带则是无论“华”和“夷”都具备的“家”和“国”，为“身”的教化修习提供了践行路径。所以，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思想放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似西方社会中的身份秩序和“一神教”信仰的排他性和唯一性。从“家国天下”思想的外延来看，其与“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天人合一”思想都有密切联系，“公”内涵由与“私”相对走向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思想体系。在“道”、“仁”和“君子”等观念的普适性基础之上，儒家、道家进而提出“人人为公”可建立“大同世界”，“顺其自然”可通达“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思想认识，代表了“轴心时代”中国先人对人间世界、人与天地万物“和合共生”的朴素认识。

“家国天下”思想的教育价值。从现代文明的核心制度设计去反观，我们亦能发现“家国天下”思想和教化实践以个体的“身”为出发点，将之放置在家、国和天下的连续文化空间内，促进个体生命走向家、国、天下，为个体的“身”赋予了更大的使命（此时“使命”更便于被理解为“使之为命”），从而提升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境界，避免了人身在世如浮萍草芥一般的“无意义”和任意飘荡，这种蕴含的教育教化价值同样具有历史的穿透性，可以照进今人的生活世界。一方面是“锚定价值”，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序列出发，超越个体本位的“精致利己”，兼顾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将个体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定位个体价值，拓展个体（身）的价值覆盖，祛除教育过度功利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留下追问”，从“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序列中再出发，即当代中国已经处于近代以来几十年和平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的最好历史时期，青年有良好成长成才环境，应该不断追问“修身”的初心，促进个体拥有更主动的教育体验，激发青年主体性和主动性，构建青年个体（身）思与行的伦理意蕴，拒绝“佛系”、“躺平”和“摆烂”等消极心态。因此，“家国天下”思想放在当代具体时空条件下，“锚定价值”与“留下追问”可以更好地解决教育的价值性和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等核心矛盾问题。

从教育强国建设的外部性分析，主要问题是教育对外开放和教育国际合作，“家国天下”思想体系同样可以给予有益的思想启迪。一方面是“促生和合”，“天下大同”思想赋予了中国教育自古以来的一种面向人类道德教化的普适品格，几千年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又为当代教育治理提供了真实“演练”，“家国天下”思想内在的“和合”品格面对文化差异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豁然情怀，并赋予“和”的价值追求和“合”的方式途径，解决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心态建设和目标构建的问题，滋养教育强国建设更好地对外开放，吸收国际经验和开展国际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化智慧和教育力量。另一方面是“蕴化共生”，“天人合一”则从根本上要求对人的教育教化最后要与人生存环境的大自然和谐统一，这与教育强国的育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高度统一，即教育强国培养人才支撑的高质量发展必然符合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要求，这从更高层面赋予了教育强国建设可以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内在品格，将教育和传统智识提升为全人类的共同关切和集体利益，聚焦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共同挑战与人类面临的普遍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促进教育在全球治理中的效能发挥，促进教育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与世界各国和各领域协同作用，携手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真正实现教育强国建设在实现民族复兴进程中“基础工程”作用，这也将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代人类提供团结协作的路引，更好地面对跨学科学习、跨地域流动、跨文化交际、跨行业就业、跨部门协同，克服全球治理中的信任危机，重拾应对全球挑战的必胜信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应焕发“家国天下”思想的时代功能

查尔斯·泰勒在其代表作《现代性中的社会想像》中提出，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发生了一场“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有先前李尚远译本翻译为“大脱嵌”，林曼红翻译为“伟大的抽离”，笔者认为此处使用“脱嵌”似乎更好些，亦可更好对应“再嵌入”）的轴心革命。[]个体从“双重神圣秩序”中解脱出来，在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框架中实现“再嵌入”。如果将后发现代化国家开启的现代化道路一同放入视野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三个主要机制：“民族国家——公民”认同机制（认同机制Ⅰ）、“文明传统——国民”认同机制（认同机制Ⅱ）、“全球化——全球公民”认同机制（认同机制Ⅲ），这三种认同机制不总是融洽共生的关系，存在着彼此挤压与消解。在“认同机制Ⅰ”下，身份认同主要是个体作为公民身份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通过公民权利与国家进行互动进而构建一种公民身份，主要通过“获得权利和自由”获得“理性自我”的认同；在“认同机制Ⅱ”内，国家不再是民族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而更多的是文化传统，表现为一种文明，身份认同主要是个体将自己作为何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传承的是什么文化来获得“价值自我”的认同；在“认同机制Ⅲ”内，资本、技术、信息尤其是人作为“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冲击了国家边界，也打破了文化传承的模式，塑造了一种无边际的全球商业区划，也带来了类似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创业等全球议题，个体主要在参与全球性议题包括工作和学习机会全球流动中获得“工具自我”的认同。当然，三种身份认同机制协调发挥作用，“三个自我”自洽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往往是“价值自我”的流失，和“理性自我”萎缩，一种纯粹自我中心主义的“工具自我”大行其道，精致利己成为个体的唯一生存之道。

对于中国而言，许纪霖先生认为，中国的“大脱嵌”发生于清末民初，自我摆脱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成为独立的个人。[]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疑是中国人获得连续的生命意义的“再嵌”过程。但是，由于历史、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中国近现代出现的独立个体较为缺乏理性主义精神，对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较为漠然，教育领域也一度出现“唯分数论”现象，功利化色彩浓厚，丧失了在青年时代培养“理性自我”和探寻“价值自我”的良机，阻碍了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现代社会达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教育强国建设，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整全性认同机制，焕发“认同机制Ⅱ”深厚的社会基础，加强和巩固“认同机制Ⅰ”更好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创造性建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认同机制Ⅲ”，其本质是中国现代社会“原子式”个体在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面向民族复兴、面向世界的再次嵌入新时代“家国天下”体系的历史过程，这其中留给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课题包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智识资源”、“教育强国培养新青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时代风貌、怎样传承文化”以及“教育强国建设如何彰显新时代中国的胸怀天下精神、联通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