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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 导演:修复师举重若轻(图)

2016-03-30 11:40:31  东南快报    参与评论()人

今年元旦后,3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当时反响平平的纪录片,如今在登陆上知名弹幕视频网站后走红。

除了收获超高的网络点击量,该片在豆瓣上的评分更是高达9.5分。

对于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网红”,带领着80后90后制作团队的导演叶君坦言:“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用着手机、坐着地铁。拍这部片子,我们希望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

口碑内容如片名一样萌萌哒

网友“逆袭的狗毛”这样描述自己看片时的不淡定:“被师傅致命的气质震慑,比如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随口说出‘我去寿康宫一趟’;比如坐在甄嬛娘娘的宫里看着现存最大的黄花梨组合衣柜;比如老师傅面对一个嘚瑟收藏家亮出的嘲讽脸,真是看了就想给师傅点赞。”

《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老学究般肃穆的面孔。它是年轻化的、生活化的,一如这萌萌哒的片名,让人联想起网络神曲片段“我在东北玩泥巴”。

在网站看这部纪录片,你得作好准备跟着弹幕开脑洞。

比如,当师傅修复好黄花梨衣柜时说了一句“这擦完了真是幻彩生辉啊”,一片弹幕飞过:“新词get”、“师傅气质一个个真不是盖的”、“我觉得他们开口都是文化,我只会说‘卧槽’”…………

又比如,当解说词提到,所谓早晨开门时大声吆喝,其实是为了赶走夜里在故宫栖息的野猫黄鼠狼等小动物,立即被网友定性为“官方吐槽故宫闹鬼说”。

很多人看完第一遍后,都会二刷、三刷(指看第二遍、第三遍)。看完弹幕版后,再关掉弹幕静静体会片子本身的美好。

这部节奏轻快、视角年轻的纪录片,让这一大片红墙黑瓦的老大建筑里,透出不同寻常的意味——13年前被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确立的解说模式,有了那么一些改变。

缘起故宫90周年大庆献礼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故宫90周年的献礼纪录片,3集的剧情设置也是围绕着故宫工匠们为了准备大庆而修文物的故事。

早在开机之前,叶君和另一位导演萧寒用了5年时间进行调查,调查资料写了10万字。“拍摄涉及到10个工艺组,我在现场非常焦躁,要撰稿,很多问题要问。”在外界看来,走进故宫拍摄本身就非常困难,同时这部纪录片又和文物挂钩。

对于具体拍摄的困难,萧寒坦言:“申请进宫拍摄并不算困难,只是程序比较繁琐,相对周期会比较长,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拍摄的审批,比如我们想拍故宫晚上的星空,拿到了夜间拍摄的允许,结果这一个星期都是阴天,于是又要重新审批。但是做任何片子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个不算什么。比较难的是拍到好的藏品的机缘,这个要去碰。”

据了解,故宫文物修复师每天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摄制组工作人员跟他们一起生活了4个月,后期做了6个月。

而这部每集投资只有50万的纪录片,导演叶君透露说支出主要集中在人员劳务、设备器材、差旅住宿、调音调色动画等等。而该片出品人兼导演萧寒则表示,虽然该片成“网红”,但是该片起初只授权给了两家网站,分别以几万元获得非独家网络播放权。目前,萧寒还在洽谈海外播映权,虽然成本尚未收回,但是“应该不成问题”。

过程举重若轻的老师傅们

而通过该片成为真正“网红”的,就是故宫里的文物修复师。叶君用“举重若轻”来形容他们。叶君说,原以为他们会穿着非常正式的工作服,战战兢兢地对待那些宝贝,没想到他们也会挺个啤酒肚,穿着随便。

比如,书画组组长会指着《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里一个人物说:“你看,这个人像赵本山!”每次修复完,他还会拿起吉他唱两首。

在修复师中,修复钟表步入中年的王津成了不少网友心目中的男神。在王津看来,修复钟表是一件修身养性的活,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而他吸引观众的也正是这份淡定和坦然。有网友这样描述自己看片时的不淡定:“被师傅致命的气质震慑,比如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随口说出‘我去寿康宫一趟’;比如老师傅面对一个嘚瑟收藏家亮出的嘲讽脸,真是看了就想给师傅点赞。”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有一幕,王津讲到修表的耐心,微微一笑,“干这一行就要坐得住,做我们这一行,必须安静,再宁静。”

据了解,1977年,16岁的王津来到故宫工作。故宫文物修复厂的老厂长带着他到故宫四处参观,转到钟表室时,屋内只有钟表大师马玉良在,马师傅看到这么一个小孩也很喜欢,就问他喜欢什么,结果他回答喜欢拆自行车链条,就这样,王津被分到了马玉良的钟表室。

“清朝几任皇帝都喜欢钟表,外国传教士看到皇帝的爱好,投其所好,就把当时最好的钟表献给皇帝。”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徐文璘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王津的师傅马玉良,培养了秦世明、王津和齐钢三位弟子,三人算是第三代传人。2005年,王津收下了大学刚毕业的亓昊楠,亓昊楠则是第四代传人。

对于自己的走红,王津显得很淡然,导演叶君对师傅们的淡定,最有发言权:“其实他们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一直是温文尔雅淡定处之,红与不红都不会有太大波动。”

展望传统纪录片也接地气

当一位文物修复师,在周一闭馆时间习惯性地在空无一人的太和殿广场上骑自行车,旁白告诉我们,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末代皇帝溥仪。

这些原本一辈子也不会为公众所熟悉的修复师,他们的日常形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正是《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的地方:接地气儿。

导演萧寒告诉记者:“我们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和这些师傅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他们上班我们上班,他们下班我们也下班,一起去吃饭,晚上去树林里割漆,他们出差我们也跟着去……到最后我们团队已经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了,很要好,到现在还经常约出来玩、去吃饭。”

对于纪录片的演绎和变迁,业内人士认为以往纪录片往往受众属于“高级知识分子”,而越来越接地气的设计,让精良的纪录片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没有板起面孔说话,没有像说明书一样介绍与修复相关的专业知识,它是生活化的,并因此显得年轻化。

这部节奏轻快、视角平易近人的纪录片,让原本巍峨的禁宫成了自家后院儿。叶君说:“我们团队就是80后、90后。当时设定的主题就叫物(件)事(件)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藏品、工艺、鲜活的人物和情感情怀。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也用着手机坐着地铁。希望这部片子是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