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郭大顺介绍，自西周至战国时期，在辽宁、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以及与东北地区相毗邻的朝鲜半岛、俄罗斯、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在青铜时代文化中都蕴含着青铜短剑文化，中国东北系青铜短剑是一种典型的代表，这种青铜短剑的基本特征是，剑身与剑柄分体组装。关于这类青铜短剑的研究，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的专家学者都很重视。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部落连年的战争催生了强大的军工生产，其中某些锻造技术也令现代人望尘莫及。有些青铜短剑之所以千年不锈，原因就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工艺。
东北亚地区特有的短茎组合柄型青铜剑，含有厚重文化的历史感。郭大顺说：“这种剑，除了实用外，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青铜剑的首要属性是兵器，但青铜剑还具有尊贵的、礼器的性质。因为便于携带，青铜剑被当时君王所重视。到了东周时期，随着铸剑工艺的不断提升，士大夫阶层开始兴起佩剑之风，他们对于青铜剑的装饰性更加看重。一把上好的青铜剑就像今天的奢侈品一样，鎏金、错金银、镶嵌等装饰手段都被应用到青铜剑身上，有的剑鞘由象牙精雕而成，剑首饰以珍珠，堪称珍宝。这也是显示贵族身份的佩饰，并常用此向世人夸耀，以彰显主人的地位。这样的青铜剑已不仅仅是一件兵器了，而成为一种礼器。
青铜短剑墓中的主人
到底是谁
对于东北青铜短剑的起源，现在学术界流行三种观点，有“辽西起源说”“辽东起源说”“西伯利亚起源说”，而究竟是由辽西向辽东流布，还是由辽东向辽西传播，更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和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也许能为短剑起源说提供更有利的佐证。这对探讨使用这类短剑人群的生活、流动及不同时期的活动中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应该说，青铜短剑还是当时重要的祭祀物品。从郑家洼子古墓出土的石范上看，有斧、锥和鱼钩范模等，证明当时已能铸造铜器，结合墓葬材料可以看出铜兵器的大量存在，狩猎和征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一遗址的发现，首次明确了以青铜短剑为典型特点的地方青铜短剑文化的内涵，明确了沈阳地方的青铜文化面貌，并构成了中国青铜文化的一支，有着重要的历史科学价值，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郭大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沈阳地区是燕国的重镇方城（侯城前身），隶燕辽东郡襄平县，为沈阳建城史之初，距今已有2600余年。因此，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大墓的发现，证明当时东北一些地区已纳入燕国的范围，为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在东北建立郡县制，实施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
1962年和1965年，在郑家洼子第一次发现古墓葬的地址附近，又发现了一把青铜短剑和14座古墓后，使之成为辽河中游浑河沿岸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其中，6512号墓墓长五米，宽三米，出土了各种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共42种797件，从出土的兵器、装饰器、生活用具、战马身上的饰物、马具等物品看，这也是辽宁式曲刃短剑文化墓葬中，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这些物品都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专家指出，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郑家洼子古墓及其遗址出土文物，其时代相当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而其随葬品的形制、造型、纹饰和葬俗，与同一时期中原文物和典制有着显著的差别。其中，尤以青铜短剑、多纽铜镜等显现出具有北方部族特有的青铜器的独特造型和文化特性。从这些出土的物品看，墓主人的身份很高贵。那么，墓中的神秘主人到底是谁呢？这是专家们一直在探寻的问题。
郭大顺
郭大顺判断，由于沈阳地区曾是燕国辖地，从墓群中的核心人物大墓的随葬物品如此丰厚来推测，墓主很可能是燕国派驻的官员，或者是当地部族军事首领。
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及其出土文物，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北方长城地带民族文化的汇聚与交融。而沈阳地区以“郑家洼子”为代表的青铜剑文化，是沈阳地区历史上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且可以证明它在“辽河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陈凤军
李浩摄
